四班长的名叫翟兴国，河南登封人，离少林寺不远，家在农村。他们那里是个很偏僻的山沟，交通条件很差。

从村子里到县城，没有象样的公路，不通公共汽车，全部都是步行，要走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他们家兄弟姐妹很多，兄弟七个，还有四个妹妹，比我们南方农村人所说的“九子娘娘”还有一拼命（“九子娘娘”是指一家有十个孩子，其中九个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孩），家里非常困难，甚至一天三顿都无法保证。

四班长在家里是老大，一天学都没上过，母亲身体还不好，他从小就得协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过着艰难的日子。

正是这种艰难困苦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使他的心情从小就受到压抑，一直生活在苦闷之中，因而他也就从小时候那个很活泼的男孩子，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军人。

这些情况，是他在军运途中的最后一天，悄悄告诉我的。

那天中午，列车到达辽东半岛的一个中等车站。大家都下去吃饭了，我们这个车厢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留下来值班。

四班长一边说一边叹息：“哎！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负担实在太重，我已经当兵六个年头了，可在连队小金库里，一点存款都没有，全连排名到数第一，手头也是紧巴巴的，每个月的津贴费全部邮给家里了！”

（说明：那时我们团每个连队都有小金库，战士们也叫小银行，大家把手头的钱都存到里面，由司务长集中保管，没有利息，我一入伍就存了将近五十块钱，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四班长当兵这么多年了，津贴费第一年每月6块钱，第二年每月7块钱，第三年每月8块钱，从第四年开始，每月长到1o块钱，他那么节省的人，应该是有点积蓄的，可他却为了照顾家庭，为了供几个弟弟妹妹上学，自己勒紧裤带过日子，一个月只留下不到两块钱自己零花，太可怜了，也太艰苦了。

听了他的介绍，我很感慨！

相比之下，小时候我们家虽然总是遭人白眼，但经济上还不算太困难。

江湖家族的人都懂点药理！采药卖药，替乡里们治病，每年都能赚点钱。

我们家几代人，经常上山打猎，回来后，把野味卖给邻里们，也有点收入。

我们村子跟前就是一条河，平时我非常爱捉鱼，除了自己家里吃外，有时还能卖给邻居一点，也多少有点收入。

还有，我在上中学时，每年的两个假期，如果不是跟着父亲去修水库、帮助他完成挑土方、搬石头的任务，就是到南岭山上去种小树，一分钱一株，每天也能赚几块钱！最多的一个月，收入将近1oo元。

南岭山上有一个林场的场长，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他一直很照顾我，年年给我找点活干，让我们家捞点外快。

相比四班长，我算是个大财主了！

四班长还告诉我，顶多再干一年，他就要复员了。因为他没有文化，连写家信都很费劲，提干根本不可能。当兵时间也不短了，也该走了。

最紧要的一点，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了，已经难以承受家庭的重负，他必须回去接替父亲，承担起养育弟弟、妹妹和照顾母亲的责任。

听了他的介绍，我无言以对！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帮不了他，也没法子去安慰他！

再说，我只是个新兵蛋子，还不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老兵每年什么时候安排复员，什么样的老兵可以安排复员，老兵复员是怎么走的，回去以后又怎么办，能不能安排工作！这些问题，我一点都不了解、不明白，自然就说不出安慰他的话来了。

其实，四班长的心里，确实比我们都苦多了，家庭的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了，想高兴都高兴不起来，他能不沉默寡言吗？

四班长估计得还真准，我们新兵训练刚刚结束，上级就安排他复员了。那时，我们才认识不到五个月，我也刚刚分到老连队不久！

他跟我不是一个连队的，但在同一个山沟里，我们两个连队紧挨着，食堂就是一墙之隔。两个连队的大操场，中间就是隔开排成两排的十二株大白杨树。

送他走那天，他们班的新班长和我，还有他们连另外一个班的副班长，我们三个人送得最远。

我帮他背着背包，他们两个帮他拎着东西。

临分别时，那位新班长掏出1o元钱，塞给老班长，老班长开始一直拒绝，后来无奈的收下了。我和那位我不认识的副班长，也学着人家的样子，赶紧掏兜。

我一摸，身上就六块钱，还是刚刚的津贴费。也毫不犹豫，一起塞给了他。

老班长只收了那张五块的，那张一块的硬给我塞了回来。

他说：“小天，你还得买牙膏呢！手头一点钱不剩，能行吗？”

我看得很清楚，老班长在跟我们离别时，虽然脸上带着笑容，却是泪水连连！

当时，我心里酸酸的，也很想哭！就是现在想起来，心里也是酸酸的，不是个滋味！

那种场面，真不是能够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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