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度量衡

度制

统一换算成（厘米）

1丈=10尺,1尺=10寸,1寸=10分

小尺:

1丈=300,1尺=30

1寸=3,1分=0.3

大尺:

1丈=360,1尺=36

1寸=3.6,1分=0.36

衡制

统一换算成（克）

1石=4钧,1钧=30斤

1斤=16两,1两=24铢

1石=79320,1斤=661

1两=41.3,1钱=4.13

1分=0.41

量制

统一换算成(毫升)

1斛=10斗,1斗=10升,1升=10合

大：

1斛=60000,1斗=6000,1升=600

1合=60

小：

1斛=20000,1斗=2000,1升=200

1合=20

盛唐状元榜（进士科）

1。李昂，籍贯、字号、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甲寅科状元及第。考官：王邱。

2。范崇凯，四川内江人，字号、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丙辰科状元及第。

3。王维，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字摩诘。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辛酉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薛据等二十五人（23人）。考官:裴敦复。

4。源少良，开元十一年（723年）癸亥科状元，同榜进士有崔颢等，

5。贾季阳，为开元十二年（724年）状元，如此说成立，则杜绾为开元十三年状元，祖泳，与其同榜进士。且知贡举不是贾季阳。

6。杜绾，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字号、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甲子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二十一人。同榜有祖咏等。考官：考功员外郎贾季阳。

7。严迪，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丙寅科状元及第。同榜有进士储光羲、綦毋潜、崔国辅等三十一人。考官：考功员外郎严挺之。

8。李嶷，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丁卯科状元及第。同榜有王昌龄，常建等共十九人。考官：考功员外郎严挺之。

9。虞咸，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戊辰科状元及第。同榜有贺兰进明等进士二十人。考官：考功员外郎严挺之。

10。王正卿，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己巳科状元。同榜有进士二十六人。

此人正史无名，事迹失考。

11。崔明允，开元十八年状元及第，

12。徐征，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癸酉科状元及第。

13。李琚，顿邱（今河南清丰）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甲戌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七人。同榜有颜真卿、阎防等，考官：考功员外郎孙逖。

14。贾季邻（一说贾至，据考非是），郡望为长乐（今河北冀县），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乙亥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七人，同榜有李颀、萧颖士等。考官：考功员外郎孙逖。

15。崔曙，定州（今河北定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戊寅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三人。考官：礼部侍郎姚奕。

16。王阅，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壬午科状元及第。同榜进士二十三人。考官：礼部侍郎韦陟。天宝八年（749）又中拔萃科第一，后不知所终。

17。刘单，凤翔歧山（今陕西歧山）人，生年不详，卒于唐代宗大历初年（767年左右）。唐玄宗天宝二年（743）癸未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丘为等二十六人。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

18。赵岳，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天宝三年（744）甲申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二十九人，同榜岑参居第二。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

19。羊袭吉，籍贯、字号、生平俱不详。唐玄宗天宝五年（746）丙戌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一人。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

20。杨护，籍贯、字号、生卒年均不详。唐玄宗天宝六年（747）丁亥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包佶等二十三人。考官：礼部侍郎李岩。

21。杨誉，籍贯、字号、生卒年均不详。唐玄宗天宝七年（748）戊子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等二十四人。同榜有何幼嗣、包何、李嘉祐等。考官：礼部侍郎李岩。

22。李巨卿，籍贯、字号、生平均不详。唐玄宗天宝十年（751）辛卯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二十人。同榜有钱起等。考官：兵部侍郎李麟。

23。杨儇，籍贯、字号、生平俱不详。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癸巳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五十六人。同榜有张继、鲍防、皇甫曾等。考官：礼部侍郎杨浚。

24。杨纮，籍贯、字号、生平俱不详。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甲午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三十五人，同榜有元结、韩（翊）君平等。考官:礼部侍郎杨浚。

25。常衮，（729-783）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字夷甫，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卒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乙未科状元及第。

26。卢庚，籍贯、字号、生平俱不详。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丙申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及第三十三人。同榜有郎士元、皇甫冉等33人。考官：礼部侍郎杨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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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

第一节李白①

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

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

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

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

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

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

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

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

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

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杜甫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6），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

天宝五载（746），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1），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

当杜甫从旁探知房琯所帅的官军在陈陶斜战败的消息，写了《悲陈陶》，记载了“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诗中，他留给我们千古难忘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出了千古以来战争中妻离子散的悲哀。他还写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见到了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任命他为左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自己致肃宗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他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北征》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杰出长诗，全文七百字。杜甫从凤翔出发，在黄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开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更使人惊讶的是写他到家与妻子儿女相见后那段最真实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镜头，插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画卷里。《羌村三首》是与《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名作。其中写邻居父老持酒来慰问自己的动人场面：“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皇朝的官军和回纥的骑兵，在郭子仪率领下，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还长安，十一月杜甫也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之职。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不料当诗人们唱酬之声犹在耳边时，贾至就首先被贬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肃宗就下诏贬房琯为鄜州刺史，刘秩为阆州刺史，严武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洗兵马》，开端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结尾又描绘“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鼓励前线战士迅速攻下邺城，退伍还乡，帮助妻子春耕播种。诗人在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的时候，又特别语重心长地加上“独任朔方无限功”的建议，针对肃宗命九节度出师之时没有立元帅，唯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的错误，有所规谏。此外，他还怀着重重的隐忧：“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表面是称颂肃宗对太上皇克尽孝道，实际上是针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离间玄宗、肃宗父子的阴谋敲起警钟。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没有统帅，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

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伕，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老百姓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这个小官也一筹莫展，这年七月，他只得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他弃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从九节度之师溃败以来，他早已看出肃宗小朝廷已经无法容纳正言谠论，纲纪已乱，“庸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居留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例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秦州杂诗》）“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到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了。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前段十二首记述陇西到陇南山川中，《青阳峡》的高峰深谷最为突出。而后段十二首写跨越陇、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胜前段。写同谷东南的《木皮岭》，他惊叹：“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会渡》，则见：“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而汉中略阳县的《飞仙阁》，竟是：“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到川陕交界的《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后，更见《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塘倚，刻画城阁状。一夫怒临夫，百万未可傍。”显出了无比雄奇的山势。

回顾这一年，《发同谷》诗里有一句总结：“一岁四行役”，赵次公注说：“一岁之中，自东都而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关辅饥荒，中原再乱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都市面目呈现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沈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柟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同年十二月，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春夏，杜甫和严武往来互相访问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適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中原战局这时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大胜敌军。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了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末两句尤其写出他当时归心似箭的激情。但是，当时他全家逃难在梓州，要回乡谈何容易，这一年在他诗集中只见他送朋友一个个“下峡”，“归京”，“入朝”；也仍然“自怜犹不归”。这一年高適任剑南节度使。吐蕃兵入大震关，代宗出奔河南陕州，高適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制其主力，师出无功，致松、维等州相继陷没。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严武入蜀。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春天，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回到草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公来练武士，欲夺天边城”。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了《军城早秋》的诗，九月，杜甫写了和诗，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于是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四月严武病卒，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有《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云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疟疠犯了，遂馆于严明府之水阁，过了一冬春。大历元年（766）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他“频分月俸”，又不时派园官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诗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他说：“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读了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以后无比激动：“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待矣。”赞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肃然。”再读他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眼光独到，胸怀博大，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与新旧唐书史臣的见解大有出入。他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三峡景物正如他的两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不仅一年四季的多变，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仅注意“打鼓发船”、“负盐出井”的劳动男女，他甚至关心到儿童教育：“小儿学问止论语。”柏茂林派来供他驱使的“獠奴”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树枝蔓”的种种劳动过程，他也用亲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记录。对诗歌艺术，更用尽苦心。“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了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他努力尝试了“拗格”这种既有较大难度，又有新的韵律的诗体十几首，有的又自注：“强戏为吴体”。他又有目的地写了三组组诗，扩大七律的题材领域。《咏怀古迹五首》融咏怀与咏史怀古为一体，七律中前所未有。《诸将五首》，环顾了西部、北部、中原、岭南、西南五个地区的国防形势，虽笔有褒贬，但深重的忧患意识仍是全组诗的基调。这是诗史，更是现实性很强的政论。至于传诵更广的《秋兴八首》，虽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两句概括他怀念旧国旧都的一般主题，但他思念的内容之深广繁复，举凡人事之兴衰，景物之变换，都让人觉得难以数言说尽。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大历三年（768）正月，当“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的早春季节，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融入山水的神话和历史，像一系列朦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来有郑审、李之芳和他比较亲近，郑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宾客，现任尚书，在夔州时就有诗歌互赠，杜集中那首最长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给郑、李俩人的。但是到江陵后，只见他们和杜甫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他的家眷却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缠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暂住了两个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阳，写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写出“潇湘洞庭白雪中”，那些为“割慈忍受还租庸”而卖儿卖女的哭声，还有那些被私铸的铅锡假钱所欺骗的百姓的怒声和骂声。大历四年春天他又解缆南征，三月到潭州（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高兴地游岳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又调任潭州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占据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

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在此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听到消息，派人给他们送来牛肉白酒，算是没有饿死。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来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船既无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诸诗都表明了他的小船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此后，直到冬天，老杜又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他卧病舟中，苦力挣扎，写成的一首绝笔之作。诗的发端以轩辕、虞舜将休止制律弹琴，比喻自己将停止写诗；诗的末尾以葛洪尸解、许靖难任，比喻自己将死于道路，无力远行；这些都是将死的哀音。“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说明诗人在舟中最后看到的正是岳阳洞庭湖边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更清楚地说明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的冬天。“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说明诗人此时还在关心着战乱中的祖国和人民。此诗写成后不久，他就死在这条船上了。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元稹在墓志中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同时还有北衙禁军、兵募、边防军，以及不脱离生产的团结兵等。府兵。泛指军府统领的兵士，是唐前期军队的主体。高祖武德二年(619)，开始恢复府兵组织，设膘骑、车骑军府若干、贞观十年(636)，太宗整顿府兵制，军府更名为折冲府。全国折冲府最多时有633(或634)个，其中关内道261个，占全国总府数40％以上，其次是河东、河南两道，其他各道府数很少，形成了军事上届重驭轻的局面。中央统领府兵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有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谙卫置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左、右卫皆领60府，其他诸卫领40～50府。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各领3～5府。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等1200人，中等10000人，下等800入。每府置折冲都尉为长，左右果毅都尉各二人为副。每军府辖4～6团，团200人(有时以300人为团)，团设校尉。每团辖2旅，旅100人，旅设旅帅。每旅辖2队，队50人，队设队正。每队分为5火，火10人，火置火长。府兵总称为卫士，善弓马者为越骑，余为步兵、排矛手、步射。府兵平时讲武习射，上番前进行试阅，每年冬季由军府组织教战。府兵的主要任务是轮流到京师长安宿卫，其次是出征作战或戍守边防府兵上番，按距长安远近确定番期，如5oo里内五番，1000里七番，1500里八番，即将全府兵士分成5组，7组或8组，轮流到京师宿卫，每番一个月，期满后返回军府。府兵服役和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体现了兵农台一的历史特点，既减轻了国家经费开支、又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进行。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加之士兵逃散，府兵制急剧衰落，府兵土崩瓦解。兵莫。是唐前期临时征募民丁组建的军队．又叫募人、征人、募兵。一般选取富户多丁、人材骁勇者充当，举荐前资官(非现任文武官)、勋官或有才能的人任各级将领。兵募的装备由当地政府供给，不足则由本人自备或由亲邻互相资助。由于府兵主要分番赴京师宿卫，从事征成的兵员有限，所以多次征战主要征发兵募进行，如高宗征伐辽东，一次出兵50余力人，大多是兵募。玄宗时沿边镇兵60余万人，其中兵募的比重很大。兵募戍边年限不固定，有时长达五六年。

禁军。除十二卫所领上番府兵(南衙禁军)保卫京城外，还有单独组建守卫宫禁的北衙禁军。北衙禁军原为元从禁军，后来改从卫士简补或召募。太宗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号称“飞骑”，挑选其中骁健善射者百人r名为“百骑，武后再扩大为“干骑”，中宗又改名为“万骑”。高宗、玄宗又分别建立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官员、名秧与诸卫相同。此后，肃宗置左右神武军。史籍统称左右羽林、龙武、神武为六军。

边防军。各边防军事机构军、守捉、镇、戍所辖的屯戍部队。镇、戍各分上中下三等．500人为上镇，300人为中镇．不足300人为下镇；50人为上戍．30人为中戍，不足30人为下戍。每镇、戍分别置镇将、镇副，戍主、戍副各一人。军、守捉自高宗起逐渐增多。各置使和副使，所领兵数比镇、戍多。随着边防线的延长和战争的频繁，遂设节度使为边境区域性的最高长官。景云二年(711)，首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即军区的固定长官，至大宝九年，沿边地区已有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九节度使、一经略使，节度使所辖军、守捉、镇、戊的边防体制更加完备。

团结兵。又称团练兵，土团，是由各州刺史统掌的不长期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为防御契丹的需要，始于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圣历元年(698)，河南、河北置武骑团防备突傲：每150户征兵15人，马一匹。代宗大历十二年(777)规定，团结兵春夏归农，秋冬追集，服役期间发给身粮酱菜。各地征召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团结兵不入军籍，一般在本境内防守，或应调配合作战，军事任务结束，即囚乡耕种。

唐后期的军队，主要是神策六军、藩镇兵。神策军，原先是陇有临挑郡的一支边军。安史乱起，神策军干人奔赴中原平叛，屯驻陕州。后进入长安禁苑升为天子禁军。贞元十二年(796)，分神策军为左、有两军，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开创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固定制度。宦官还进一步控制了人数不多的左有功林、左右龙武、左有神武等六军。神策军在宦官的统领下，响赐优厚，发展到18万多人，分别屯驻于京师及京西北谙镇，在保卫唐王朝及平定地方动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至唐末，经过黄巢起义军的打击和朱温的诛杀，歼灭殆尽。

藩镇军，即节度使统领的军队。唐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藩镇，各藩镇节度使都拥有军队，少则数干．多至10万人。各藩锗兵，由于屯驻地区与担负任务不同，分为牙兵(又称中军、牙中军、牙内兵，屯驻在节度使治所)、牙外军(又称外营兵，屯驻在节度使治所的外城)、外镇兵(屯驻藩镇属郡关津要地)等。牙兵系节度使的亲兵，人数较多，战斗力强，给唐朝社会、政治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河朔三镇牙军，长期父子世袭，互通婚姻，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动轨发起兵变，驱逐将帅，或支持节度使窃地割据，反抗朝廷，危害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