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佩孚自从坐上火车后，更是想挡也挡不住。5月2日，吴佩孚率部抵达了郑州，其后，各部开始进驻郑州保定一线各个军事要地，而主力则全部部署在保定附近，摆出一附要打进京城的样子。当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他要“清君侧”，要北京政府“撤了飞扬跋扈的徐树诤的职”。
徐树诤是在4月17日抵达郑州的，他向我询问了东北的态度。我当然只好跟他打马虎眼，东扯一下，西扯一下，总之，就是“此次出兵乃为驱除民贼，还热河百姓民主”、“我们并没有打算入关，我们是边防军队，卫国守边才是我们的职责。中央没有调令，我们是不会入关的”、“希望关内诸军以和平为念、国家为重，切末擅开战端。”然而，徐树诤还没搞清我到底什么意思，就已经得到吴佩孚已经突然北返的消息。
18日，他在段祺瑞的催促下又回到关内，参加在南苑的召开的秘密会议，商议对付吴佩孚的策略。徐树诤向段祺瑞报告了他对东北的看法，他认为东北还没有明显的入关迹象，但是国民军在热河的行动和吴佩孚的行动是如此的巧合，叫他难以不生怀疑。会议的结果当然是商量着怎么挡住吴佩孚了。
段祺瑞的想法是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长江上游警备军配合张敬尧的部队挡一下，同时把国防军的主力迅速集结调往河南，赶走赵绸，然后在平原地带和吴佩孚的直军较量，既可确保北京不受威胁，又可使山东、安徽等省的皖军就近侧击直军，如此可一举两得。但是，我在东北的行动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同时，司令部在荆州城内的吴光新部由于这几年在四川和湖南拼杀，已经损失惨重。吴光新麾下有第8师王汝勤部、第20师范国璋部、第2混成旅刘海门部、第13混成旅李炳之部，还有直属的4个旅，但是兵力只有1万余人。再加上，吴光新的部队行动迟缓，根本不像要去打仗的样子，这直接造成了张敬尧不敢擅自截击吴佩孚，使吴佩孚顺利的到达了汉口，踏上了京汉铁路。
而此时在东北，国民军的行动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热河武力驱姜的行动得到了同盟的大力支持和热河闪电般的获得自治，已经在国民军的庇护下获得了自治的察哈尔北部各县旗受到鼓励，各县旗自卫队汇集民兵3500余人公然越过浑善达克沙地，于18日攻占了察哈尔中东部靠近热河边界多伦县。但是，现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并不像姜桂题那么好处，他的第16师不像毅军那样是旧式军队，而是一支基本没受什么损失的满编正规陆军师。王廷桢或许认为如果容忍这种行为就会使他重蹈姜桂题的覆辙，于是他就派出第32旅5000余人去夺回多伦城。没有经过有效训练和缺乏指挥的国民自卫队和民兵如何是正规军的对手，19日，多伦城的一场激战以32旅夺回多伦而结束，察北自卫队和民兵付出了1000多人的伤亡后，被迫主动撤离。驻锡林郭勒的马占山旅由于没有得到命令在得到求援后，只是向南移动到靠近战场10里的地方驻扎，但是他们没有参谋总署的命令，他们只好在一旁观战，并护送察哈尔自卫队和民兵安全离去。
吴佩孚突然的撤军北上把局势搅得一片混乱，各方一下子也难以判清他人的意图，而多伦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更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现在国民军可能又要被迫插手察哈尔的事务，形势真是一片混乱啊。多伦事件发生的当晚我就获得了消息，本来是打算先让直皖斗一斗，而后我去捡一个便宜的，现在局势似乎失控了，弄得不好就可能让直系或者皖系占去先机。
当天晚上我难以入睡，我一个人在总督府的花园里不断地走圈，思考着现在的局势，我已经不能依照自己的历史经验来预测事件了，因而失去先机一点也不奇怪。吴佩孚，是个人物阿，听说他本是个清末秀才。1898年入淮军当兵，1903年入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在1918年的南北战争中，他如彗星般的崛起，此后，接任曹锟的第3师的师长职务，后来，直皖相争，他一直走在前面，每次直军通电，都会看到他。关内直皖的势力相比，当然是皖系占优势，而吴佩孚的老家直隶更是在皖系的包围之中，远离直系的中心长江流域，因此，除非必要不然他不会撤军的。可是，我并没有向他表示我们要对付段祺瑞，相反我还不断的重复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那吴佩孚为什么要撤军呢？
假如吴佩孚不撤军呢？我不断的想着。不撤军的话，那么至少表面上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是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如果我方不表态，那么时间是对皖系有利的，等皖系完成了布置，我相信吴佩孚也没什么反抗能力。如果我的伪装是成功的话，那吴佩孚就一定不会把希望寄托我的态度转变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种聪明人会怎么办呢？不要想了，当然是看准机会，突然发难，冒险一击，才可能翻盘。因此，他看到我国民军出兵热河，兵临长城，就果断的提前撤军，造成和我方配合之假象，企图混水摸鱼，快速的返回北方，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才有意思嘛！
那么段祺瑞呢？如果我方的伪装是成功的话，那么段祺瑞一定不敢主力南下，而是窝在北京，然后调兵勤王。如果不成功，那么段祺瑞必定会主力南下，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河南一带集结重兵围歼长途跋涉的吴佩孚。但是，在我看来，把段祺瑞留在北京才对我有利，要不然，吴佩孚灭亡了，我也没好处。而且战场当然是离我越近越好，现在察哈尔的局势如此紧张，多伦事件我是无论如何都要管的，不然我这么久经营的名声就会丧失殆尽。国民军兵力有限，只有两个战场越近，我才可能摸到大鱼。因此我要配合吴佩孚把段祺瑞拖在北京。
那么那个不知死活的王廷桢呢？他一定是想杀鸡儆猴吧！这家伙也算是直系的，不过就算现在的长江三督也不会公开和段祺瑞决裂，何况他？所以，前者可能最大。好，这次我就杀你这只鸡，看以后还有谁敢犯我天威！好像还有什么那个绥远的蔡成勋，不知他会不会兔死狗悲，还有那个阎锡山，他会吗？我不住地转阿转。
按照我对阎锡山的了解，这个老狐狸不到最后是不会出牌的，再说，山西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因此，他决不会在这时跳出来。但是那个蔡成勋就不一定了，他和王廷桢都算是直系的一员，绥远和察哈尔之间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守，而且北边的蒙古已成为同盟的一员了，一旦察哈尔被吞并，那么，他也就这又投降得份了，因此这个家伙如果还想在那位子上干的话，一定会和王廷桢站在同一条阵线。哈哈，已经杀了一只鸡了，不妨再杀一只，只当是招待客人的嘛！
想到这我也就有主意了，既然这水也已经搅浑了，那么谁都可以来摸摸鱼，这次要摸就摸条大鱼！当天晚上，我一边吩咐在明天政府举行会议，一边向远在库伦城的万福麟部骑兵第1旅发了一道秘密命令，要该部在两天内做好一切准备长途奔袭的准备。
20日，沈阳城的人们获得了多伦事件后，开始有不少人到总督府和议会门前打着标语，要求严惩王廷桢的野蛮行径。当日，议会果然举行了会议，而且很快通过了一个议案，谴责了王廷桢的行为，督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对王廷桢进行惩罚。我想王廷桢的这个行为就像在那些正由于热河问题而头脑发热的议员身上泼了一盆冷水，不惹恼他们才怪呢？
就在这一天，蔡成勋果然如我所料发表了通电对王廷桢表示支持，而阎锡山则保持了沉默，我想还是能忍的人活得长些。当天，在政府会议上，各部门负责人吵成一团，有的主张集中兵力给王廷桢点颜色瞧瞧，有的则主张对王廷桢先忍一忍，现在关内情况危急，那才关系到同盟的根本利益，有的说，段皖和曹直都是一丘之貉，我们不必管他。反正就是这样吵吵，好像每个人都是军事专家似的。白天听他们吵，晚上的军事会议上，就听参谋总署、防务总署和陆海空军的几个最高负责人在那边吵。不过使我让他们吵的，因为我一直没表态，还装出一附虚心受教的样子。
不过，事还是要做了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