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

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

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于同盟与关内各省的边境，是防止同盟进口的低关税商品流入关内，而湖南则完全表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湖南工商业不发达，因此财政比较紧张，但是关税在国境征收，湖南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这样，湖南不可能从进口商品中获得什么收益，相反的，进口商品却冲击着湖南的本省工商业，进而对湖南财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1920年底的，湖南议会通过法案，向一切进入湖南的商品征厘，湖南工商界顿时弹冠相庆，21年的湖南财政迅速好转，最终，在湖南宪法中这种原则得到了确立。

为了降低成本，章鸿昭的地质所的地质人员在刘湘的要求下在东川进行了普遍的探矿行动，在重庆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这种搭配在西南非常罕见，另一支探矿人员在康东南发现的渡口铁矿虽然要巨大的多，但是最近的煤矿却在云南昭通和贵州水城。因此，倘若要开发渡口的铁矿，就必须建设铁路将铁矿和煤田连接起来，而这将需要巨大的投资以及时间。当然，即使建成了，工厂也不在刘湘的控制之中，显然自己建厂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此在年底的了矿产报告后，刘湘就筹划着如何建厂，当然东北的榜样和张澜的压力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因此，刘湘一方面在政治上进行了开明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也不得不讨好东川工商业界，与张澜就四川铁路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将会把钢铁厂交由商办，毕竟连十几万吨产量的钢铁厂都可以私营，那么这个新的计划中的不大的钢铁企业为什么不能由商办呢？刘湘倾向进步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张澜是他的老师，这可不简单阿。军阀往往都靠同乡、朋友特别是师生、同学关系笼络人心，因此他自己若不尊师重道，那么就难以做人了。

除了西南，关内的其他的地方虽然政治变化不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变化就十分明显了。在安徽，倪嗣冲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以军事战备为要旨，一方面在日本的支持下整顿军备，整编安武军，将五路改为五师编制，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另一方面为了调动军队，联系皖系的南北两集团，安徽在日本的贷款下开始实行铁路计划，计划中的铁路从津浦路蚌埠开始向南经合肥到达安徽首府安庆，同时在合肥开始引向东南，走巢湖边上到达裕溪口，通过渡轮过长江后到达芜湖，沿着青江流域向上到达宁国接着越过天目山走安吉南到达杭州，最后通过沪杭铁路到达上海，这样通过津浦路和新的铁路线，皖系的军队就避开了沪宁线而通过自己控制的铁路线连为一体，从而使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

安徽的整个施政方针都是围绕军事备战的，因为安徽东西南北四面为直系所包围，它基本割裂了直系东西两系之间的联系，因此是直系急于除之而后快的。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自给有余，蚕丝和棉花是大宗的商品，皖南是中国主要的茶产地之一，皖系为了获得整军备战的军费明显的倾向于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工业上也是如此，安徽十分重视钢铁的生产，利用马鞍山的铁矿以及寿县的煤矿，一个小型的钢铁厂1921年底已经在芜湖投产，兵工厂也在合肥创建。随着铁路计划地完成，寿县到芜湖的煤炭运输将会十分便捷，铁路也会为芜湖钢厂和安徽军事工业的发展扫平道路。

皖系的计划明显的对直系不利，直系东西两系为安徽所分割，只有通过苏北的徐州这个狭窄的通道进行联系，一旦完成战备，那么处于皖系三面包围之中的江苏李纯无疑十分危险。作为应对措施，李纯通过英美的支持动员江苏产业界开始集股修建从镇江度过长江经扬州沿运河到达淮阴，然后走沭阳到达陇海线上的新沂，通过该铁路，苏南苏北就可以有效的联系起来，一旦战起，苏军主力北上会合河南的直系军队就可以确保控制徐州，切断津浦路，将皖系南北割裂。李纯在英国支持下于镇江创立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和洛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是关内直系主要的兵工厂。此外，为了进一步打开同盟的市场，李纯从1921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开始与同盟谈判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到年初，双方把目标调整为签订厘税同盟，这也是受了陈树藩的启示。

在浙江，卢永祥在日本支持下在宁波创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在吞并了上海的江南兵工厂后，他就把该厂前往宁波合并。他当然也不会忘记钢铁的重要性，不顾日本人的反对在宁波筹划建立钢铁厂，因为受制于人的感觉毕竟不太好，此为纯粹的德军事考虑，一旦战事爆发，那么来自日本的进口钢铁很可能不那么及时。卢永祥或许是关内最富有的了，当然他也最倾向于日本人，为此他频频遭到媒体的抨击，为了改善形象，他也不得不做出亲善的表示。这些包括是省长的任命通过浙江议会批准，改革税制并提高政府效能，向同盟发出经济上的友善表示，希望能够改善贸易。上海、福建当然也跟在他后面走了，特别是在上海，经济界人士明显的倾向于同盟，他们强烈要求与同盟签订厘税同盟并实现上海市自治，何丰林现在已经被惹得不厌其烦。

在皖系的北方集团，徐树铮锋芒毕露，北方和南方明显有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更靠近同盟。由于同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直、鲁、豫、陕、晋等省得灾民、贫民大规模的前往北方，每年都达到了四五百万的巨额数字，特别是直隶，人口流失更为严重，三年来顺损失了450万以上的人口，再加上省界的缩小，全省现在只有2500万人口，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了地租的急剧下情，加上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特别是棉花的需求快速增加，商业农场越来越受到欢迎，在20年底，直隶就出现了为种植棉花而进行的圈地运动，到去年，这种现象在直隶全省出现。徐树铮政府明显的支持这种行为，因为这种农场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现金收入，由此产生的流民却会流入北方而不会给他造成困扰。当然，徐树铮为了扩军备战也费靖心思，迁安的铁矿开始替代同盟的产品向日本出口，邯郸的铁矿也被发现，为了军事、商业上的目的，他拟定了本省的铁路计划，一是延长正太铁路直线向东到达沧州南的泊头，最后经沧州铁路到达渤海湾西南的黄骅港，此时天津港和秦皇岛港不在他控制之内，他与不愿意受人控制同时又让利于他人，因此自建海港。另一条铁路定兴县向东到达天津，如此避过北京他也能快速的调兵。而日本人在发现了邯郸的铁矿后，就坚持修建济南到邯郸的铁路，山东方面没话说，徐树铮也不好反对，虽然中国人赎回了胶济线，但是日本人却不准备放弃这条铁路线。

随着皖系中央的垮台，山西阎锡山的环境大大改善，他并不是皖系的嫡系，因此他和徐树铮有很大的不同，他虽然害怕同盟越过雁门关，但是同盟久久没有什么军事压力，雁门关外看不到同盟的军队，驻军最近的也在大同。这虽然不能使阎锡山放心，但是明显可以使他安心不少。但是阎锡山是老狐狸，随着陈树藩的倾向同盟，山西北、西两面门户洞开，只要稍加安抚，我敢担保，阎锡山至少可以对同盟保持中立。山西的煤炭极为丰富，晋商虽已经没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阎锡山明显的放开了手脚，山西不但煤炭资源丰富，而且还有丰富的铝土矿，铁矿资源也不少。创办兵工厂是这个军阀争雄的时代当政者首先想到要做的事，阎锡山也不例外。随着晋商和孔祥熙联盟设立三晋汇业银行，晋商的风气开始慢慢变化，他们开始慢慢脱离传统的轨道，开始进入新兴的工商业。

而陈树藩也不客气，他回去之后，就以筹款为由，将军队开进了甘肃境内，占领了泾原道东泾水支流蒲河以东地区，有了同盟的默许支持，已经孤立的张广建也只好不吭声，他哪知道陈树藩完全是为了长庆的油田。陕西随着内战的结束开始渐渐安定，军队也开始裁减。二马经过一年多的观望开始明显的倾向于同盟，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廉价的日式武器。而在新疆，倾向于同盟的反叛力量经过一年多的积聚，开始慢慢形成规模，我现在在等好的时机。

在河南1920年9月，吴佩孚经过和赵绸的谈判获得了(京汉）路西的河南地界的征税权，自此河南一分为二。在路西，有吴佩孚梦寐以求洛阳兵工厂，宝丰、襄城的烟草，以及焦作、平顶山煤矿。吴佩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全军近八万人整编为安**六个师，其中中央军第3师完全以国民军野战师为蓝本进行组建，敏锐的吴佩孚是关内最早如此作的人，这种编制在以后的战争中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胜利。我知道小小的河南路西并不能满足吴的胃口，他现在正在四处张望寻找猎物呢吧。当然，关内也不全是一片祥和，在两广现在已是剑拔弩张，双方处于危险的平衡状态。湖北的王占元应该是最典型的武夫了，他刚愎自用但又好财如命，他在湖北极尽收刮之能，苛捐杂税不但是本省之人极度不满，同时由于是长江流域东西上路几乎断绝，也使他的后台老板英国人十分不快。现在湖北议会已经形成一股潮流，他们开始思考着如何让这个混蛋下台。

1921年的中国经济虽然是全国各地各自为战，但仍然是民国以来最好的一年。由于有效的关税保护的实现，西部省份的现代工业、商业、手工业开始蓬勃发展。在东部省份，工商业也快速发展。以棉纺织业为例，1921年纺纱业的纱锭数和织布机数的增长率都在45%以上。该年度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其中进口86000万元，出口64000万元，逆差达2.2亿元。（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兑换2人民币，1英镑兑换10人民币，1人民币兑换1.5日元、2.4法国法郎）1919年是中国近年来逆差最小的一年，该年中国逆差2300万元，到1920年逆差达到了1.61亿元，主要是由于出口猛跌的原因，而出口下跌的原因有主要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衰退，该年度出口为5.5亿元，而上年度出口则为6.2亿元，下降了11.3%，而由于该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口特别是机器的进口却大大增加，最终该年进口增长了11%，达到了7.11亿元。1921年，世界经济的衰退达到了谷底后，开始回升，特别是美国经济这一年开始复苏。于是中国在进口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出现恢复性的增长，这一年出口增长16.36%，进口增长38.7%。1921年当中，进口中以机器进口为最，达到了总进口量的17.5%，约1.5亿元。在出口当中，大豆以及豆制品占到了14%,蚕丝占到了13.5%。大豆及相关产品的95%以上都有同盟出口，而蚕丝的出口则来自关内沿海一带，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在关内，蚕丝的生产基地还有四川以及新兴的山西东南部，但是这些地区的蚕丝不是供本地所用就是转运到国内的其他省份，很少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