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大量的自发组建了护宪义勇军，谭延恺大概是被他们浩大声势吓坏了，经过省府的彻夜讨论，各方才达成了协议，将这些军队整编为正规军以便约束。但是，谭延凯的军队本就少，它可没有那么多的军官来进行这一次大扩编，因此只好用了原来的指挥人员并配大量提拔湖南籍黄埔生进入军官行列。但是即便如此，此次由群众自发，劳动党推动的武装护宪行动，也对湖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些工会和农会会员用铁犁把投向叛军的大量的大地主的加以逮捕，甚至是处决，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分配，由于动员的需要，地主们控制的民兵武装不是被征入军队，就是被当作反革命武装给消灭掉。据1924年的统计，湖南占有5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的比例大概是47%，但是到了1927年，新的统计资料却显示该比例增长到了79%，是南方各省中比例最高的，正如后世的经济史专家所言，此次护宪战争虽然不乏暴力、诬陷，但是却为湖南成为后世的粮仓开辟了道路。
湖南在此次平乱战争中的动员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广东，这大概跟湖南的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无关系，在此情况下，任何势力只要他不想背叛军消灭，都不可能阻止群众的动员。相反，尽管他们心中或许不愿意，但是他们至少表面上仍然欢呼这种行为，因为群众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战，如果抵抗胜利了，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失败了，他们也不是最大的损失者。五月份是战局发生奇迹转变的一个月。在月初，督府军还基本基本防守，但是到了月底，不但军队已经大反攻，相反，由于上海的突发事件，英国人原本期待的大胜利却几乎变成了这个垂死的帝国势力在东方的灾难。
上海一直是日本在中国投资、特别是轻工业投资的最大中心，这里有着日本人的大量纺织厂。随着工会势力在上海的逐渐壮大，很多企业被迫同意增加工人的工资，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中资企业尤为积极，因为同盟企业的经营经验表明，提高工资并不必然减少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如果工资的上涨能够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那么工资上涨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抵消，与此同时企业还能够获得稳定、忠诚的员工队伍。但是，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竞争力不足的英日企业却顽固的抵制工人的要求，随着工联的成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日本的上海企业。
5月15日，就在广东立宪都督府调集五个师五万余人围攻广州、湖南政府军和叛军在长沙外围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日资上海内外棉的管理人员开枪打死了劳动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１０多人。此次事件看似偶然，但是实际上却是双方互相长期敌视和对抗的产物。2月份的时候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迫使日本企业提高了工资。但是日方并没有屈服，不久以后，日企就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
于是双方只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以分高下，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随即双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顾正红死亡、10多名工人受伤的暴力事件。此后，即不见日方的道歉，更不见赔偿，日方的藐视中国人尊严的行为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也导致了内外棉工人的全面罢工。在劳动党和国民党的动员下，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
19日，我向罢工工人以私人名义捐助2万元，并代表同盟官方严厉谴责了日本企业藐视中国人尊严的恶劣事件，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合作调查事件的肇事者，查明真相，并且要求日资企业道歉、赔偿。在我的带头下，很多巨富们都开始捐款，上万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皮毛，但是对于斗争的人们却是很大的激励了。与此同时，同盟的舆论开始对日本发出警告，有些人建议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粮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行动。
对于此时还是很小事件的顾正红事件，上海租界当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许不是他们本国政府的本意，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惯了的领事、巡捕门一开始就很自然的站错了队。18日，募捐的当天，租界当局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我怀疑，这帮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么好处。在次日的声明中，我对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开的怀疑，指责租界巡捕**，这成了我要求中外联合调查的理由。
23日，我在督府约见美、日、英、法、德等各国驻沈阳总领事，再次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他们发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全国的抗议运动，那时恐怕各国的在华利益都会遭到损害。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德国领事出于两国的友谊，公开发表了申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支持，有颜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议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观点。美国领事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但是，由于私人关系，当然也顾及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对枪杀暴力事件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对“扰乱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议中国和各国联合此次事件，还中国人一个公道。
沈阳的领事们的声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大致的重复了一便，圈内人都明白北京和沈阳外交界的不同寻常的关系。24日，当上海工人悼念顾正红时，再次发生了四名学生无辜被捕的事件，当然我再次发表了声明，强烈怀疑租界领事和巡警收授贿赂，枉顾法律，与此同时，各大报纸纷纷开始登载目击证人证词，那就是一个调，租界是个**横行地方，中国人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如此的论调，无疑是给自视文明的人一个狠狠的耳光，各国公使立即公开“辟谣”，表示觉无此事，但是当记者追问对众口一词怎么看时，各人又开始支支吾吾。
5月下旬，陈炯明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离了广州城，带着不到两万的残兵败将逃往广东西南，他企图在湛江获得英国人的补给，或许他还与进一步进入广西的打算。督府军在城市争夺战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死伤接近15000人。而在湖南，动员起来的湖南省军越战越强，起初的部队由于指挥官经验不足，士兵没有充分的训练，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被迫防守。但是，他们的优势就是损失了马上有人补上来，而叛军则不同，他们不得民心，死了一个就少一个。到了下旬的时候，叛军在损失了近一万五千人后，终于失去了攻击的能量。
英国人现在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想他们原来的计划大概是，先是赵部举兵，引诱两广军队北上，然后陈军乘虚攻占广州，断两广军队后路，最后南北合击一举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们的计划本身还算完美，执行的也十分出色，特别是暗杀廖仲恺、邓铿行动的成功使得南方一度陷入了指挥混乱之中。但是，英国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革命中的战争往往是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的。赵陈的叛变造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就连吴佩孚和英国本身也不敢公开表示对叛军的政治支持。
当陈炯明进入广州后，他才发现，已经革命化了的广州城是不欢迎他这个可耻的叛徒的。警卫团士兵除了同叶挺一起突出城外的部分外，还有不明人数的士兵在市民的支持下坚持战斗，这使得广州城迟迟不能稳定，再加上他们得不到广州周边地区的支持，不明情况的陈军行动迟缓，没有迅速打击东部黄埔一带和南部顺德、番禺一带的督府军，给了汪精卫以调集援军的机会。另一个意外是，本以为两广军队南下后，还有五万多军队的赵恒剔将会轻易的取得湖南的胜利并南下会师广东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由于湖南的广泛动员，湖南新军配合留守的湘军和白崇禧的一个旅以伤亡超过两万五千人的代价先是五月中上旬击败了叛军对长沙的进攻，接着在中下旬有击败了对叛军对湘潭和易家湾机场迂回进攻。特别是易加湾机场保卫战，双方的死伤超过接近一万五千人，这个比较简陋的机场是湖南在24年修建的一个战略通道，正是通过这个通道，同盟的军事援助源源通过空中运输进入湖南。而湘潭则是湖南钢铁厂的所在地，他的钢铁株洲兵工厂的必备原料。
湖南军队的防御作战为两广军队的集结平叛赢得了时间，对全局和危险的军事局势缺乏全面考虑得陈炯明在广州逐渐形成了作困之局，通过与皖系的谈判和密约，汪精卫解除了江西方面的担忧，调集了韶关和粤东军队，逐渐对陈部形成了合围之势，面对逆势陈炯明不愿主动放弃战略中的广州，而是进行防御作战，希冀赵军能够战胜湖南军队后南下后他会师。但是，湖南政府军的顽强抵抗使得他的愿望一次次落空，最后在督府军的总攻下被迫突围，主力部队所剩无几。
当然，当英国人还在为他们在西南本来唾手可得胜利懊恼不已的时候，一件突发事件点燃了英国在东方的灾难。5月30日，租界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准备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同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不料，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捕捞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当场打死10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令人纳闷，因为五四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到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我看来，至少英国高层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造成如此的血案，他们就是要显威风也不需如此的“野蛮”。当天夜晚，我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公开宣言，我指责了英国人的行为“丧失了文明人的最后一点矜持”，我想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顾中国民众的意愿，必将为英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带来灾难习性的影响”，我还在宣言中呼吁“一切与中国民众真诚友好的国家支持中国民众要求。”
我的广播激起了全国的反抗情绪和士气，据对后来人们回忆资料的整理，中国几乎所有能够得到消息的城市都不约而同的发生了各种规模不等的“团聚”活动，这预示着一场可能比五四风潮更加惊人的全国抗议运动即将发生。多年以来我努力创造和平环境，利用和平环境、采用各种手段发展各地的民主势力和组织的行为成果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检验。6月1日，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国租界当局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指责这是“野蛮人的行为”。
同日，熊克武宣布中止同英国人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直到英国人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人几年来一直要求同康藏当局谈判，企图和平返回西藏，但是此次事件却使英国人的长期努力受到承重打击，因为双方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了，无怪乎英国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那个上海的愚蠢的领事的行为破坏了他几年的努力。”与此同时，全国发生了超过500万人的游行，抗议的浪潮一日之间席卷全国大地，由于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想，国外舆论普遍惊呼这“石破天惊”的一举。
2日，我受到群众运动的鼓舞，我再次约见各国领事，再次想他们发出警告，这一次看他们神情就知道他们再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由于五卅事件，本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不满情绪竟然奇迹般的转移到了英国人头上，我真不知道是英国高层的发疯，还是上海英国租界当局的“妄为”。在我的求证中，英国领事支支吾吾，我知道他大概也不清楚真相，不过他想我保证，他将会尽快搞清真相。而美国领事则当场表示支持中国人要求联合调查的要求，并且十分愿意居中调停。
英国人的反应十分的迟钝，我在约见中，已经十分的含蓄的表示了，如果英国人不做出适当的是中国体面的让步，那么同盟很可能迫于形势对英国人做出经济抵抗，并且暗示这种抵抗很可能扩展到全国范围。当日约见之后，我还亲自登门拜访了日本领事，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说动日本尽快抽身，一次只打击一个敌人，这是我的原则。对于此事，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和英国站在一条线上，这样即使最后他胜利了也恢复出重大的代价，另一种就是乘机把中国的怒火引向英国，让英国人来背黑锅。
当然，如果可能后一种选择无疑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中国关闭了同日本妥协的大门，那么日本人只能采取前一种策略，中外双方也这能在互相的敌对中，比拚谁更有耐力了，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我在与日本领事的会见中，以五四风潮为例，没有必要为了上海滩上的一个企业行为使两国敌对，重演当年的惨剧。我像日本方面保证，只要日本人愿意，我愿意从中周旋，以最小的代价平息此次事件。
6月3日，美国大使表示支持中国的联合调查要求，并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但是，在各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局势已经开始另一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日益壮大的形形色色的维护国权组织此时又把收回权利的诉求同此次事件联系起来，其中有两个要求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要求修改、甚至是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个是大部分的地方，特别是内地省份公开要求各省政府正式收回盐税权。另一方面，广东政府为了报复英国，开始发起了席卷广东和香港的罢工和抵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