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婶对我非常好，可是我却不爱上她们家去，倒不是对傅大婶没好感，主要是烦傅大叔。

傅大叔不但好瞎白唬，从我记事起他就没正事。家外的地一手不伸，家里的活一点不干，成年到辈地装神弄鬼给人家跳大神。傅大叔的神跳得很有名，来了神以后，有很多绝活。比如把犁铧子烧红光脚在上边走，一踩一冒烟很是吓人。再如他会大搬运，空空的小碗，他用手抓过后，就变成了满满的一碗酒，旁观的人还能听见酒淌进碗里的“哗哗”声。

旧社会人们愚昧而又迷信，对于傅大叔表演的这些江湖卖艺人惯用的把戏感到非常神奇。再加上傅大叔会点中医，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有些小病请傅大叔跳跳神，拿点“神奇”的药，一般就能好了。天长日久方圆几十里地的人都把傅大叔奉为神的化身，管他叫“傅大神”。傅大叔也自封为“狐仙”，说自己领着一堂子的人马。

对于傅大叔表演的这些神奇活的秘密，在我七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现了。那一次，屯中刘大爷家的二小子了高烧，刘大爷到傅大叔家请他去跳神治病。正巧我在傅大叔家和他儿子玩，刘大爷走后，傅大叔急急忙忙地钻进了仓房。

出于好奇我扒在仓房破墙缝往里边看，只见傅大叔把一个猪吹风（尿泡）绑在腰间，猪吹风上有一根用小肠做成的细管，顺着裤腰一直延伸到脖子上。傅大叔用麻绳把它绑牢，然后把猪吹风灌上白酒。闻着从仓房里散出来的酒味，看着傅大叔在仓房里一鼓肚，从手脖子的管中刺出了一股酒，然后得意地笑了笑的样子。我明白了什么叫空手抓酒，这纯牌是扯蛋。

至于踩犁铧子，我看他从一个罐子中用毛巾沾了些醋，然后使劲地往脚掌上擦。回来后我问大人醋隔不隔热？大人们说“醋隔热呀”。傅大叔的神奇活在我心里变得一文不值了。

我的大哥人憨厚老实，竟然被傅大叔收为弟子。

虽说我知道这大神是怎么回事，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却非常信奉“大神”一类的巫医。我一个小孩子说出来的话大人们也不相信，弄不好还被刺搭（说）几句，我也懒得去过问大人们的这些事。不过随着傅大叔的出名，他的家过得越来越红火，成了破帽子沟的一等户，我对他的反感越来越大，因为他挣的“堂子钱”越多，被他糊弄的人也就越多。

但是，从傅大婶俩口动屯里的人帮助咱家度过了被“黑瞎子”造害地的那年后，我对他的印象有些转变。阿玛也常说：“唉，他一个旗人的后代肩不能挑，手不能拿，出力的干不了，手艺又不会。不跳神他搁什么养活一家子人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从此以后也就常上他家玩了。

一来二去，我和傅大婶一家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黑天白天地呆在他们家。前院的李二嫂和咱二老说：“你看二小子天天在老傅家，老傅家也不拿他当外人，我看你们不如认个干亲吧。”

“认个干亲倒也行，不过不知人家愿意不？”

“这事好办，我给你们当中间人，我去问问她。”

李二嫂到老傅家一问，傅大叔两口子说：“二小子这孩子会来事，我们早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了！”

李二嫂回来一学，二老说：“既然人家愿意，他二嫂，你就给张罗选个日子把这干亲认了吧！”

为这事，李二嫂特意赶了个集，请集上的算卦先生给选个好日子。算卦先生掐指一算说：“六月十八是个黄道吉日，可在那天的上午举行仪式。”

在那时的东北农村非常时行认干亲，并且不管什么人家认干亲的时候都要举行仪式。有钱的人家排场要大一点，没钱的自然要简单一点。为这事，老爷子特意赶趟集买回二斤糖块、二斤槽子糕（蛋糕）、二斤棉线和二尺红布，如果要是认干爹后两项就得换上二斤白酒和二斤黄酒。

六月十八日那一天，破帽子沟可热闹啦。人们一大早就聚到了傅大婶的家，把她家的两间小草房挤得满满的。傅大婶俩满面春风地招待屯中的人，小孩子们可开了荤——每人嘴里都含着糖块。

上午十点左右，仪式在李二嫂的主持下开始了。先是放了一挂鞭炮，然后我跪地磕头。阿玛把礼品递上后，我得开口叫“娘”。平时别看我和傅大婶处得像娘俩一样，这冷丁一改口却叫我为了难，结果是老半天这“娘”字叫不出口。

李二嫂着急了从后边踢了我一脚：“咋地老二，不愿认哪？”

我一看李二嫂急眼了，又看到傅大叔急切盼望的眼神，联想到傅大婶家净做好吃的，我一张嘴这“娘”字也就吐了出来，把傅大婶乐得扶起我，用手抚摩着我的头，一个劲地叫“儿子”。

那一天她家的儿子小狗子一直没露面。

我在童年的时候，最盼望的有两件事，一是逛庙会，二是过年。

凤凰山的庙会那时是远近闻名，相当的热闹。

四月十八日庙会的头一天，方圆百里的高官显贵和富商大贾们一两天前就带着家人来到凤凰山下的溪浪河镇，把旅店住得满满的。晚上通往凤凰山的大道两边，做小买卖的都提前摆起了地摊。当地的各种土特产和南方北方当时的各色货物应有尽有，当地的老百姓们在这个时候最开眼界。

有一年庙会，额娘领我去“跳墙”。这“跳墙”并不是跳高墙，而是从一个小长条凳子上跳过去。大人们说：“小孩在庙会这一天跳了墙，就会免灾免难，能长得旺旺条条。”因此每年庙会那一天，人们都要领着孩子来跳墙。听庙中的老道说，光小孩跳墙挣的钱，就够庙中花一年。

那一年庙会时，我“跳墙”一不小心从板凳上摔了下来。后来我的身体不好，额娘说：“就是那次跳墙摔下来惹的祸。”那一次墙虽然没跳好，但我却长了见识。

凤凰山顶的大庙前，一个布庄在那里摆了一个摊。各种布匹五颜六色，这叫我们这些成年只见更生布的山沟小孩看得眼花缭乱。

我用手摸摸一匹滑溜溜亮闪闪的布料，问卖布的伙计：“叔叔，这是什么布，这么好看？”

“这叫丝绸，穿在身上又凉快又光滑。”

看看自己身上的更生布小褂，我心想要能穿上这么一身衣服，那可够神气啦。

卖布的伙计看我瞅着丝绸呆，就冲我说：“孩子，叫你额娘给你买点做一身多好啊！”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格记（粘闲）额娘说：“给我买一身吧，多好看哪？”

额娘说：“傻小子，那是咱穷人家穿的吗？你问问叔叔，你做一身衣服得多少钱？”

我转过身问：“叔叔，你看做我一身衣服得多少钱？”

“不多，五块钱就够了。”

我跟额娘说：“叔叔说了不贵，才五块钱。”

“你知道五块钱能买多少白面？”

“那我可不知道。”

“能买十袋白面！”

我一听可瞪大了眼睛，舌头伸出老长半天缩不回来。十袋白面在我的眼里可是个吓人数字，咱家过年碰上好年头才能买十斤八斤的白面。

看到我呆呆的样子，卖布的叔叔说：“孩子，要口志气，长大后挣点大钱，天天穿丝绸衣服！”

额娘说：“借你的吉言，但愿孩子长大能成材。”

我心想长大以后，非得做一身这样的布料衣服不可。

过年是我们小孩最盼望的。一到腊月就盼小年，过了小年就天天数着日子盼大年。那时侯我们盼过年主要是为了能吃上几顿白面饺子，同时也为了痛痛快快地玩几天。

过年是破帽子沟最热闹的时候。东北人有过年吃饺子的习惯，有钱的人家一进腊月就开始包冻饺子，杀猪宰鸡忙得大姑娘小媳妇们一提过年就头疼。

穷人家过年倒没有那么忙活，过了小年开始赶“穷棒子集”，割上几斤猪肉，称上几斤白面也就算准备好了。

傍近年关的时候，家家才开始包饺子、蒸豆包、摊煎饼和劈柴火，因为东北人过年也有个说道，那就是一正月不能干活，人们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所以年前必须准备好够正月吃的和用的。

大人们为了过年忙得热火朝天，我们小孩子也都闲不着。自己劈小松树明子当蜡烛，央求大人给糊灯笼。有时候大人忙不过来，就得我们自己动手糊。

那时侯穷人家的灯笼与富人家的灯笼不一样。有钱人家的灯笼都是在集市买的，有圆的、方的和八角的，里边都插着大蜡烛，外边都糊着花花绿绿的彩色纸。双岭子屯张老大家年年都买一个八面玻璃大转灯，每一面都画着历史故事。风一吹，灯笼一转活灵活现的，叫我们都眼馋死啦。

我们穷人家的灯笼可就差得多了，破帽子沟只有傅大叔买得起插蜡烛的灯笼，余下的人家因为买不起蜡烛，全是插松树明子的灯笼。

这松树明子点的灯笼是傻大傻大的，一色都是上大下小的角瓜型，小一点就容易被明子燎着。

大年三十晚上，家家不能熄灯，人人也不能睡觉。我们小孩子提着灯笼满大街撒欢。有钱的人家孩子吃着糖果和麻花，我们饿了啃个粘豆包，渴了抓把雪塞在嘴里，感觉还挺好的。

快吃年夜饭的时候，人们都放起了鞭炮。张老大家的鞭炮响了足有两袋烟的功夫，把双岭子屯都映得通红。我们破帽子沟只有干妈放了一挂鞭，其余的人家只放了几个“二踢角”。

到了正月，人们开始走亲戚，拜大年，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小孩子则成帮结伙挨家磕头。这头是不白磕的，穷人家得拿出点冻饺子和糖块，有钱的人家除了糖果外，有时一人还能捞着一根麻花——这就是我小时侯一年当中能吃到的最好的零食。

有一年的正月初二，我们破帽子沟的二十多个小孩到双岭子屯拜年。走到双岭子屯边的时候，张家大院的十几个小孩在屯外打雪仗玩。这些小孩都穿着新棉衣，嘴里含着糖块，看着我们这帮小孩，一个个穿着上了补丁的棉袄，有的还露着棉花。我本想领大伙绕开他们走，又一想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你们不就是家有钱吗？再有钱咱们也不眼气，有啥了不起的！我们穷也犯不上躲着你们，于是大模大样地领着大伙奔屯里走去。

这张家大院有个叫“三斜愣”的小子，是张老四的小儿子。这小子十二三岁的年纪，心眼子最坏。有一次一个瞎子要饭到他家，他把狗食拿出来，又撒上点尿给了要饭的。大伙都说：“这小子眼斜，心也斜，长大准不是个好东西！”

这次他看我们过来，用手使劲攒了一个雪团，走到我们跟前冷不防打在你老叔的鼻子上，当时把你老叔打得“妈呀”一声捂着鼻子坐在了地上。

我上前一看鼻血顺着手往下淌，转身问他：“我们也没招惹你们，你干啥打我弟弟？”

他眼睛一斜愣，蛮横地说：“咋地，打你们能咋地？我就看你们不顺眼！”

然后用手指着我们说：“瞅你们一个个穷样，过年连件新衣服都没有，还腆着个脸上我们屯来拜年，谁家要你们拜了年都得倒八辈子邪霉！”

“你怎么这么邪呼，我们穷碍你啥事，我们也没说上你家拜年！”

“不管你们上谁家，进我们屯就不行！”

我一听，这小子真不讲理，不禁怒气涌了上来，冲上去朝他脸就是一拳，正好打在他的鼻子上，这小子往地上一坐嚎了起来。我一看事不好，急忙拉起弟弟领着破帽子沟的小哥们跑回了家。

天傍晌午的时候，张家大院的管家杜先生来找阿玛说：“你家老二把‘三斜愣’鼻子打出血了，‘母老虎’不愿意了，要来找你们，我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住。咱们哥俩处得不错，我看你去给她赔个礼，道个歉，这事也就没啥大不了的。”

我说：“那不怨我呀，是他先打了我弟弟，又不让我们进屯，我才打了他。”

阿玛踢了我一脚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往有钱人家孩子跟前凑合。你偏不听，我要再看你出这事就打断你的腿！”

我满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气得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落。

阿玛随杜先生去了双岭子屯，给张家的人赔了礼后，这事才算完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晚间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琢磨这有钱人为什么连小孩都这么霸气，咱穷人连小孩都受欺负，这都是啥事呢？

我跟你老叔说：“老弟，咱得想想着，不能叫人欺负啦，这挨欺负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可不是咋地，我这鼻子现在还痛呢！你说咋整吧，我听你的。”

“挣钱咱俩还小，我看咱俩学功夫吧！你没听说书的讲，练他一身好功夫，没人敢欺负不说，还能背着宝剑当侠客杀富济贫。先把‘三斜愣’杀了，然后再把张家大院的东西分给穷人，那多好啊！”

“好是好，咱跟谁学去？”

“我都想好了，咱家二爷爷就是个好武把子。你还记得阿玛和咱们讲过的二爷爷打胡子的事吗？”

“那我咋不记得，咱二爷爷可是条好汉。”

合计好以后，我们小哥俩半宿没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就背着二老过岭到苍石屯二爷爷家去学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