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逍遥游》中所写的事，发生在公元前４８１年至４７３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般被史家称为是春秋战国之交（际），即春秋之末、战国之始，本书只写了八年间的事，但代表的是整个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而这段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公元前４７６年，学术界多采用郭沫若的划分，将公元前４７６年为奴隶制的终年，之前（含当年）的二百九十五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为封建制的起点，开始进入战国时期。

当然，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始于何时，说法很多，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时说、东汉说和魏晋说等，前面所述的战国说是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关于战国从哪一年开始，学术界又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以《史记-六国年表》始年划分，也有从《春秋》所绝笔的公元前４８１年来划分春秋和战国时代的。

不过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本书的写作，本书虽然用的是通俗文学笔法，但所写的史实大多是见诸于史书的，其社会背景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研究和理解，本文中所说的“此时”，指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所代表的时期。

本来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鉴于史料太少，而且学术界对先秦的研究常有争议，若用正史写法，不免拘谨而生硬，只好将《逍遥游》写成一本历史传奇小说，企图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书中用了许多武侠小说的笔法，但它绝对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小说中以国家大事的描写为主，虽然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格斗，却没有任何“侠”的意味在内。

为了便于读者对书中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的人的生活习惯容易理解，下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环境略述一二。

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环境与风俗

1、社会人员结构

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和非贵族，贵族包括王侯、卿、大夫、士，常被称为“君子”、“劳心者”、“肉食者”，非贵族包括庶民和奴隶，被称为“小人”、“劳力者”、“藿食者”。

《周礼-载师》郑注引《司马法》中说：“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都城及城郊叫着“国”，因此又有“国人”和“野人”的说法。“国人”是低等贵族，住在城郊；“野人”是农村中的农民，属“庶民”，又称为“庶人”；边境叫作“鄙”，其居民常常被称为“鄙人”，属“庶人”；“工商之户”也属“庶民”，住在城中；晋国“作州兵”，是承认国人和野人在“国”（城郊）、“野”之间的“州”中所私垦的田地合法（“作爰田”）之后，让“州”中的国人和野人负担军赋。

①奴隶

奴隶总称“臣妾”，或说“隶臣隶妾”、“隶臣妾”，如皂、舆、隶、僚、仆、台、圉、牧，还有阍、司宫、寺人、竖、奴、婢、舂、酋、徒人、胥靡等等说法。不过这中间又的是指其身份，也有的是从其职责上来区分，所以也不易详细区分。

关于这些人的名称与身份学术界有很多争议。我以为这些“臣妾”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他们的身份职责中有的是官府和贵族家中的服役之人，有的是差役，有的是罪人，有的是俘虏，很难仔细区别。从其职责上来说，大抵是政事和生活两方面，皂、隶、舆、阍、司宫、寺人多是以政事服侍为主，在公开场合露面较多；圉、牧、竖、奴、婢、徒人等主要是以生活服侍为主，一般在官府或贵族家中，私人性质较强；隶、僚、仆、台、舂、酋、胥靡等是罪人、囚途或俘虏，充作奴役。另外还有优、师等一类的人，是表演娱艺和音乐的人，身份与庶民不同，又不同于上述奴隶，不过我以为他们也算得上奴隶。

由于这些“臣妾”与主人的关系有亲疏之别，最得主人宠爱的常被称为“嬖人”，因此其地位作用不同，春秋时期有不少人对政事曾有过影响，或是参与过许多政事。根据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活动，可以猜出这些奴隶应该有其家族、朋友，立功可免其身份，犯过的还要降级，绝对不同于古罗马的奴隶那样全无人身自由，因此师旷对晋侯说“皂隶牧圉，皆有亲昵”。

小说主人公伍封的祖先伍参是楚庄王的“嬖人”，对公元前５９７年晋楚邲之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伍氏登入卿大夫之列，嬖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一战之后，楚国令尹孙叔敖说：“胜晋大功，出自嬖人，吾当愧死矣！”

圉是养马的奴隶，地位还在“台”之下。鲁国有个圉人荦曾调戏大夫梁氏之女，梁女是公子般的情人，公子般因而责打圉人荦，公元前６６２年，圉人荦刺杀了新任国君公子般，酿成了庆父之乱；小说中写到的楚国白公胜叛乱，白公胜将楚惠王困在高府，有个叫圉公阳的人在墙上掘洞，将楚惠王背负逃出，这是见诸史实的。

竖是守藏司职的奴隶，是童仆一类的人。鲁国的竖牛是叔孙穆子的私生子，曾参与叔孙氏家中的大事；晋文公身边的竖头须，曾在晋文公流亡时将所保管的东西偷走；小说中卫国的浑良夫本来也是“竖”，却成为迎立卫庄公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伍傲本来也是“竖”，不过后来成了伍封家中的重要家臣，能与孔子的弟子冉雍并列。

阍是司门的奴隶。吴人伐越，曾捉到一个叫焉的人，故称俘焉，吴王余祭命他为“阍”，守余皇大舟，公元前５３１年，俘焉趁余祭观舟时杀了余祭。

寺人类似于后世的宦官，又叫“奄人”，是被阉割过的男性，他们多在国君身边服侍国君及其夫人媵妾的起居（也有少量的在卿大夫家中）。齐桓公身边有个宠臣竖貂（竖刁），为了亲近内庭，自己阉割了入宫，因此更得齐桓公宠信，所以有的史书上又称他为“寺人貂”、“寺貂”。春秋时寺人常常在国事上有所表现，齐国的寺人貂与易牙在齐桓公死后搅乱政局；晋国的寺人勃鞮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后来又在晋文公为君后求见，在晋军攻曹时战死；史籍中还有“寺人费”、“寺人披”和“寺人柳”等记载。小说中的渠公、圉公阳、庖丁刀都是这样的寺人。

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间，奴隶对政事的影响并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随政事的变化略有些升迁，如鲍兴渐渐由“圉”变成“竖”，后来又成了“士”，成为伍封身边日渐重要的家臣；鲍宁由“圉”一跃而升为家臣，主守一关。

②庶民

其中庶民可称“民”和“黎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农村的务农平民，叫作“庶人”，另一类是工商，与贵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时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无多大的作用。不过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庶民的身份正在不断上升，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

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我想，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作州兵”时，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至少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公元前４９３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军为卒了。“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战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书主人公伍封身边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他大礼不毁，小礼却不甚讲究，我想，战国时的周礼渐亡应该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

3、农田制度

春秋时期的大半时间，各国的农田制度仍是“国”“野”对立制度和“井田制”，这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制度而来。不论国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挟五口，百亩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亩指的是私田，用来养活农户，此外还有公田，又称“籍田”，田中所产尽数交给贵族，因有良田和恶田之分，要三年一换，这便是“井田制”。由于春秋后期列国的人口加起来仅一千多万，地广人少，这种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于农户对公田缺乏积极性，再加上他们在百亩私田之外自行垦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私田与井田制所说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渐瓦解了。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率先承认井田之外私垦田地的合法性，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后井田制中私田也开始私有化，先由“国人”开始，后又推广到“野人”。

此时，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了拥有私有耕地的小农。不过这时候，广大农村的“野人”大部分还未变成小农。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田亩多少收租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到本书故事的年间，按田地收取租赋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莱夷之时，作了一些类似的举动。

这种农田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

再说一说农耕，中国农耕技术的蓬勃发展主要在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农耕工具一般已是铁制，牛耕也比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经是一年两熟制。

春秋时期已有少量铁制农具，仅有少数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

4、战争

春秋时期列国争战，一般是争霸主之位，不以兼并土地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是战争便纯粹是争夺土地甚至兼并它国。

春秋时各国军队的人数较少，齐桓公时也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突增，晋楚均用过四千乘以上的兵力。

本书故事的年间，战争所用的兵力比起后来要少很多，譬如越国灭吴，所用的兵力恐怕并不超过十万人，至于卿大夫的家兵，数千人算是用得较多的了，白公胜的叛乱其实只用了千余人。正因为兵数较少，所以这时战争的成败与将领的武勇大有关系，从中才可看到真正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时战争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兵法的日趋重要。春秋时的车战，常常是在旷野之上，以车阵对车阵，互相冲杀，一两日便定出胜负。后来的战争动则数月数年，与双方投入的兵员、骑兵的使用和兵法的运用大有关系。曹刿论战时的兵车冲杀靠的是士气，后来从孙武开始，诡计便常常成了胜负的关键。本书中伍封之所以能每战必胜，不仅因为其将领武勇绝伦、士卒斗志旺盛，更重要的是善用兵法诡计，如他所说的用兵二字要诀：“骗人”。

5、铁制品与武器

春秋晚期，除了青铜业之外，此时冶铁业也有了不少进步，至少在这时，“块练铁”、“铸铁铸造”技术上已比较成熟。所以孔子的弟子冉雍在小说中也大力倡导铁制农具。

本书中也提到过铸铁柔化技术，但这种技术应该是战国时才有，本书将这种技术提早写了出来。

此刻，制钢技术也已经发明，此时的制钢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渗碳制钢技术，书中所说的堂溪氏夫概铸的剑便是这种类型的钢剑；还有一种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即是用“铁精”（质地较精的熟铁块）、“金英”（含碳较多的渗炭剂），“断发剪爪”说起来玄乎，其实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是一种催化剂，以至碳分渗入铁中，“金铁乃濡”，本书中楚月儿的“映月”宝剑便是这种钢剑。伍封的“天照”宝剑也应是这种钢剑，不过他的剑中含有大量陨铁，与众不同。

以陨铁制器并非虚构，出土文物中便有这种陨铁制品，其效用如何难以论断，因为不同的陨铁质地是不同的。不过，小说中伍封的“天照”重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金属武器，比当时极少见的钢剑还要厉害。

春秋时代的武器一般是青铜制品，战国时期逐渐采用铁制，这是指普遍的军备。其实在春秋晚期，铁制和钢制武器均已有了，当然只是少数人使用。

春秋时的甲胄主要是皮革的，战国时有了铁甲，但春秋晚期铁制武器渐多，应该也有铁甲或铜甲出现，只是在出土文物中还未见到罢了，所以本书中也有了少量铜甲和铁甲。

弩应该是春秋后期发明的。《吴越春秋》中记载陈音对越王勾践说弩是由楚国琴氏发明，传楚国的三侯，再传到楚灵王。不过我想弩的产生没有这么早，《孙子兵法》中谈到的兵器，常有“弩”。《墨子-非攻中篇》之中提到了军中的武器，其中并没有弩，由于这是战国初期的作品，可见在战国初期时，弩在中原各国中未见使用，只在楚国、吴国、越国才用。

6、男女风俗

虽然在春秋之时女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在有些方面与宋以后不同，女权沦落到最低处是宋朝理学家出现以后的事。

春秋时期的女子是允许改嫁的，王侯卿大夫和平民都是如此。

蔡穆公将其妹蔡姬嫁给齐桓公，蔡姬被齐桓公不喜，送回蔡国，蔡穆公便将蔡姬嫁改给楚成王，引得齐桓公率八国大军伐蔡攻楚，几乎大战；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先嫁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夏御叔死后改嫁给襄老，后来又改嫁给巫臣，不仅引起了陈国之乱，还导致了楚庄王伐陈和巫臣教吴人车战、吴国始强等若干历史变故；贾君原是晋惠公的嫂子，晋惠公继位后公然娶了她；秦穆公有个女儿叫怀赢，先嫁了晋惠公之子太子圉，太子圉本在秦国为质，后来逃回晋国，秦穆公便将怀赢嫁给了太子圉的亲叔叔重耳（晋文公）。

这些例子并非少有，史书中多能见到，国君都是如此，自然不用说卿大夫和平民之家了。后时的学者见“再适”二字而皱眉，那是宋代理学家种下的恶果。

春秋战国之时，男女之间也有自由恋爱的，甚至有私定终身的，从《诗经》三百篇中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诗篇，譬如《关雎》、《静女》、《木瓜》等诗。《关雎》是周南一带的作品，《月出》是陈国的作品，当然不是伍封写的，小说中是游戏笔法，当不得真。

自由恋爱的例子有不少，春秋时鲁庄公曾与大夫党氏之女割臂为誓，继而娶之，生下前文说过的公子般。公子般与大夫梁氏的女儿梁女亦私下往来，约立为夫人，是典型的自由恋爱。战国时更有燕军入齐，齐世子法章逃到太史府上为佣工，与太史之女私定终身，后来继位，便是齐襄王，立太史之女为君王后。

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以后的说法，虽然当时也有男女之防，如坐不同席，乘不同车，其实当时男女常常同路同车而行。卫灵公曾与南子同车过市，并命孔子陪乘。齐桓公常带姬妾外出，管仲也因此带着爱妾随行。虽然小说中伍封与妻妾常常同路同车而行，是我对一些俗礼的有意忽略，但未必是不可能的。

春秋时的男女丑闻是极多的，其中影响政事的才会见诸史书，以史书所载之多，可以推测当时绝对没有后来森严之极的男女大防。譬如田恒故意“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不禁”，他死时，“有七十余男”，生女还不知有多少。若非当时的社会没有后时的贞节概念，田恒绝对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壮大田氏一族（按：春秋时的“宫”指大屋，非王侯专用之词）。

所以，小说中伍封与妙公主私定终身、与众女的自由恋爱绝非没有历史依据。

春秋战国之时，女人是可以拿来赠送赏赐的，运气好的被赏赐给下属为妻妾，运气不好的便是奴婢侍姬，卿大夫之间互相索要、赠送女人的事常见得很。最骇人的是齐相国庆封与大夫卢氏两家，妻妾互不为禁，两家常行换妻之举。

有时候为了抢女人，常常酿出影响政局的祸事。前文所说的夏姬便是如此，还有楚文王闻息侯夫人息妫之美，索性灭了息国，将息妫抢了去立为夫人，号称桃花夫人，生下二子先后为楚王，幼子为楚成王。楚平王因抢了儿子的新妇，以致逐杀太子建和伍氏一家，伍子胥奔吴，十余年后攻入楚国，鞭尸报仇。国君如此，卿大夫亦然，宋国太宰华督见司马孔父嘉的妻子魏氏甚美，设计杀了孔父嘉，连宋殇公也死于乱中，魏氏自尽，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被家臣抱着逃到了鲁国，其六世孙便是孔子。

一夫多妻是定制，但那时候并没有“三妻四妾”的说法，妻妾的地位分得很清楚，嫡妻只有一个，其次是媵，然后是妾，妾媵不限人数，至于姬婢便不在妻妾之列了。

现代人的历史小说中常常时有意忽略此事，写成一夫一妻，这是不合历史习惯的，尤其在春秋战国女权低下的时候，如果伍封只娶了一妻，从地上掘一个那时人出来，他若能说话，必定会讥笑作者之无知了。

贤如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像伍封这样爱护、善待甚至重用女子的人，当时可能是没有的，即使有也应是微乎其微，我想，这只能在小说中才能见到吧。

伍封对女子并不大守礼，因为他没有受过后世有关“男女大防”的教育，何况以当时的环境，作为贵族来说太容易得到女人，他在婚前只是时时与女人搂搂抱抱，这在当时应该是罕见的了。其实也可以将他写得如理学家心目中的君子，但那样太不合乎当时和环境，也不合乎伍封的性格。

7、夷人

春秋战国之际的夷人除了齐东莱夷之外，还有淮北沿海的夷人，统称九夷，小说中为了方便，只写了齐东的夷人。至于九族的名称是来自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小说中对各族的写法各有参照，譬如倭人便象是日本人，乐浪人、高丽人较似朝鲜人，满饰人更似后来在东北一带生活的鲜虞人和后来的女真人等。

8、骑马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很有名的历史事件，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晚期，中原各国有没有人骑马呢？一般的看法是没有。不过我觉得春秋时除了代国、中山等地外，其它国家可能有少数地方也骑马，因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这么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这可能就是说骑马。不过，小说中伍封提倡部属骑马应该是超前了些，不必深究。

二、几点说明

1、小说中的人物

（1）、伍封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确有伍子胥将其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记载，其后不见于史书，而伍封之名又是从《吴越春秋》中而来。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提到过伍封其人。不过，《逍遥游》中伍封的事迹却是虚构的。

根据一些记载和民间传说，伍子胥身高一丈，力大无穷，武勇和智谋都是出类拔萃的。伍封作为他的儿子，身高一丈、天生神力是可能的，不过，那时候的一丈相当于现在的2.25米左右，伍封身高超过两米，的确是很高的了。

（2）、其他人物

妙公主、楚月儿、庆夫人、平启、子剑等人都是虚构的；支离益、任公子、董梧、颜不疑、市南宜僚、南郭子綦、东郭子华、朱平漫、阿九、渠公等人一般取自于《庄子》、《列子》中的故事，譬如朱平漫散尽家财向支离益学屠龙之术，学成而无所用；任公子在东海钓上大鱼；颜不疑向董梧求学等等，这些人物历史上未必真有，市南宜僚的故事在《东周列国志》中也有描写；老子、孔子、孔子的弟子既是历史人物，也可算是传说中的人物；越女、柳下惠、柳下跖是传说中的人物；书中的人物大多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周襄王、楚惠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齐简公、齐平公、卫出公、晋定公、田恒、田盘、田逆、蒯聩、浑良夫、桓魋、范蠡、西施、文种、伯嚭、智瑶、豫让、赵鞅、赵无恤、刘卷等等。

2、关于老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是何年代的人，在他矛盾的说法中，老子有三个年代：

第一，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那么老子便是与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孔子的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前４７９年，那么孔子向老子问礼应当在这些年中，那么老子应是春秋晚期的人。

第二，老子是前３７４年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那么老子的生存年代又是战国中叶后了。

第三，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有人疑之为《战国策-魏策》中的段干崇，段干崇是战国晚年之人，那么老子也是战国晚期的人了。

由于《道德经》对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道德经》应该是战国早期的作品，那么太史儋和那位段干先生的父亲都不可能是老子，我以为老子还应该是孔子问礼的那个人，但孔子在春秋晚期死了，其后便开始渐渐入了战国时代。我想，老子未必年老，说不定年记还小过孔子，因此是跨春秋战国之交的人也有可能。另一种想法，也可能老子是个极长寿的人，若他能活一百多岁，孔子向他问礼与战国初期写《道德经》便有可能了。

如果《道德经》是战国初期的作品，那么有关“道”的说法在《道德经》之前就有了。

公元前５９４年，也就是鲁国“初税亩”的那一年，《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伯宗曾对晋景公说：“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道德经》中有“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之句，这两个观点是一样的。

公元前４８４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道德经》上说：“得此道者，不欲盈”，仿佛与伍子胥互为问答。

《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曾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环形，天节不远，五年必反”。这些物极必反，强弱互变的道理，纯粹是《道德经》中一类的道家者言了。

有关“天之道”必定是老子的时代或其之前时代有识之士的认识，或者是《道德经》书成之前就有的了。

3、朝鲜

朝鲜的国主据说是周武王封的，名叫箕子，朝鲜至今还在流传的歌谣中，也说他们的祖先是箕子。这位箕子是商王之后，周武王夺得天下之后，不肯臣事于周，武王招见他，他便写了一篇《洪范九畴》的文章交上去，然后去了辽东，也就是现在的朝鲜。由于朝鲜在历史上分为百济、新罗、朝鲜等国，分分合合，箕子是哪一国的祖先已经不可考究了。由于朝鲜与中国相交，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乐浪人、高丽人散居朝鲜是大有可能的事。

4、日本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日本人在明治之后就进行了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两种说法与中国有关：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南方，这是从各种文化联系上得出的结论；还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中国的东北、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这是从古坟、陪葬品的马具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根据近年一项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科学家们通过对日本人DNA排序研究发现，日本的本州岛上的日本人，有四分之一基因排序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四分之一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日本传说，伊奘诺尊（伊奘那岐命）和伊奘冉尊（伊奘那美命）男女二神创造了日本列岛，生下天照大神（日之女神），天照大神继承大地，派其孙子迩迩艺神统治日本，迩迩艺神下凡后，最终将王座传给了神武。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但这个年代太早，基本上已经被日本史学家推翻。神武是日本第一位凡间天皇，血统一直延存到现在，现任明仁天皇是神武天皇的直系子孙，从神武到明仁已经传了一百二十五代。

根据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居民曾有五次大规模迁往日本。第一次是中国秦灭六国之时，日本弥生文化的初期，即公元前30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那时候，中国人不仅带去了汉字，还带去了水稻等农耕技术和铁器制造技术。徐福东渡见于史书，不过并没有说他到了日本，但日本特别敬仰徐福、崇拜徐福，在日本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传说，也保留了许多关于他的遗迹。《日本大百科全书》载，据说徐福在日本今和歌山一带登陆，并住在附近熊野山一带。日本史料记载：“传说在熊野安身的徐福，向人传授耕作和捕鲸方法，为人们所亲近和尊重。”

日本不少学者研究，认为“徐福即是神武天皇”，甚至有人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徐福东渡是公元前219年的事。

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并无中国人到日本，因为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有一种陶器传到日本，称为“须惠器”。小说中伍封在公元前474年到达日本，后来又迁往日本，这是合符历史的。

在《日本皇室之谜》一书中，作者甚至根据日本传说，直言日本的天照大神指的是来自中国的一个部落天照族，由于天照大神被认为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所以日本的皇室其室是中国人的后代。

公元前五世记便有中国人到达日本，所以，我相信在徐福之前，肯定有中国势力到达日本，小说中伍封远游海上，到达日本建立自己的王国，便是写出了这一种符合历史的可能性。

5、语言和习俗

由于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间离我们太远，其时的社会风俗有很多是我们难以了解的。一说起古代，一般人对古代风俗常有一种片面的看法，大脑中便出现一幅古时候的图像，认为古时候都是一样的，除了人的穿着有些改变外，朝庭、官府、集市、民居都差不多，君王、官员、百姓也是千百年来说同样的话。其实这些认识都是受了不尊重历史的小说、戏曲和影视剧的影响。譬如在《三国演义》之中，常常见到“一声炮响，伏兵尽出”一类的描写，其实火药是唐代才发明的，三国时绝对不可能有炮。《封神演义》中的错误更多了，譬如当时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步兵格斗，连战车都少，更不可能有骑马作战的情形。君主自称“朕”是秦始皇开始的，商纣王绝不可能自称“朕”，而且当时的官职不分文武，并无任何以“将军”为名的官职。当然，《封神演义》是神话小说，不必深究，但古往今来的许多小说都有此类问题，尤其是戏曲中更多。在近来比较流行的文艺作品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问题（尤以港台作品为甚）。

其实，各个朝代的社会风俗、人的起居习惯、说话方式都不尽相同。下面以人们的生活习惯为例，随便说一点点。

清、元是少数民族统治，人们的生活习惯与宋明时自然有些不同，宋、明与唐、五代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宋代时开始出现的理学所至，尤其是宋代之后的男女大防，比唐、五代时要严厉得多。

唐代的皇帝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统，唐代女人的服饰也十分性感，这是后世所没有的。唐代的公主常常在丈夫死后改嫁，宋代之后便基本上没有了。

唐与晋、汉又有不同，譬如两汉、三国、晋时的人都是席地而坐，除非在军营之中，平时是不坐椅子，唐时的人才开始坐椅子。

晋与战国、秦代、汉时也有不同，不过其中的区别主要体操现在权贵身上，譬如门阀之见和服用“五石散”而导致整个风俗的变化。

6、小说中对历史人物的称法

史书上对周王、诸侯是用谥号称谓，譬如周敬王，“敬”是死后的谥号，也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是不会有人称之为周敬王的。其余齐平公、卫出公、郑声公也是如此。不仅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也一样，例如赵鞅在史书中为赵简子。

按道理，该人活着的时候，就不应该用其死后的谥号来称谓。但写小说不能拘泥，我觉得天子诸侯用谥号称谓，便于读者理解。因为书中历史人物太多，小说又长，如果不称齐平公而称姜骜，那么读者可能会一时想不起来该人是谁、是何身份。称齐平公就方便了，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写起来方便，读起来也容易。

还有些人物，譬如柳下惠、柳下跖二人，关于他们有多种说法，甚至连出生年代也不尽相同，他们也不一定是兄弟。小说中主要是采用的是民间传说，属于虚拟人物。

由于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离我们太过久远，如果没有适当的铺呈，对历史不是很熟悉的读者，可能会难以融入故事情节。因此本书的第一章是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详细铺陈，而临淄之变是春秋末年政事演变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此事件为小说开局，相信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第二章才开始进入人物刻画，第三章主人公才正式现身。

对小说来说，这种写法对读者的耐心是一种考验，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这种写法是小说家一般不愿意采用的。我曾稍稍改动，让主人公在第二章中便现身，不过仅仅是露了一下面而已。就小说创作言，这种改动其实是我很不愿意的。今后在本书正式出版时，主人公仍将在第三章才会出现。

本书写的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事，我在写作中尽量避免一些大的错误，在描写行政、军事、外交上尽量合乎史实，在描写人物时对其起居饮食、服装玉饰、兵器甲胄等细节上也比较留意。

最难的是当时人的语言习惯，在我们说的话中，有很多习惯用法在当时是没有的，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譬如说，春秋人所说的“小人”和“君子”，与后时的用法便大大不同。后世所说的“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行为卑鄙的人，是从品德上来描述一个人。春秋时“小人”和“君子”却是描述人身份的词语，“君子”指的是地位高的权贵，“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这样的语言用法还有很多，譬如后世常常用到的“有缘”、“无缘”、“随缘”、“机缘”等语，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才逐渐被人使用，先秦人是不会这么说的。那时已经有了醋，只不过不叫作醋，所以，那时候的人是不会说“吃醋”这样的话。另外，春秋时不饮茶，酒是常备的饮料，所以绝对不可能有“喝茶”、“品茗”之类的说法。此外还有“东西”，这应该是唐朝才有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是肯定不会有的。

如此种种，所以小说中稍有注意，但尽依历史小说便难写了，所以有的地方还是有所忽略。

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