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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8号下午三时，是全国哀悼给开追悼会的日子。武大三万教职员工、学生、家属不到两点就全部来到体育场参加追悼大会。那武厚民亲自定下由美术系几十个老师、学生画了一通夜的十米高的巨幅画像，挂着黑纱、白花高耸在巨大的主席台上，就像依然活着站在城楼上检阅着他的红卫兵。台下黑压压的站着穿黑衣、蓝衣、黄军装的人，戴着黑纱，挂着小白花，个个悲痛欲绝流着泪水。广播里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开追悼会的实况广播，周边是提心吊胆的医护人员，紧盯着人群一发现那个倒在地下，就马上冲了过去，不时的抬出一个晕倒的人来。追悼会开着开着就开成哭嚎的海洋，那哭声早就把广播的声音压住，也没有人去把那喇叭的声音调大。大家都只知道哭，都只知道用哭来发泄自己心中的绝望和无奈。武厚民也和大家一样，全没有总指挥的自觉性，当然这和开追悼会由学校主持有关。他的总指挥工作在昨天上午九已经交接给校办公室。他从昨天下午起就已经是个行尸走肉的参加者。他连他自己是怎么回寝室的都不知道，就连晚饭吃了没有也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了，自己的灵魂也没有了。

接近一个月。武厚民和全国一样都没有了动力、思想、方向，都昏昏噩噩的本能的活着学习和工作。你要是问他们在这一个月做了什么？肯定没有一个人答得出，还会很吃惊的问你：为什么呀？

一个月后。王先知老师找到了武厚民，要他恢复上课。武厚民像听天书似的问他：“上什么课？我不是天天在上课吗？”王先知老师也不急，还很认真地说：“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已经多次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你说上什么课？就是我们先计划好的给你补初中、高中的课。”

武厚民“哦”了一声就没有下文。王老师依然笑着说：“武厚民同学。连都说华主席是你办事，我放心。你怎么连话都不听呢？华主席也说了：凡是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你看四人帮都在10月6号被揪出来了，我们国家马上就要大搞四个现代化，你不抓紧学习，当祖国需要你时，你用什么建设国家？”

武厚民又“哦”了一声。王老师以为武厚民还没有从逝世里还过阳来，就准备再找机会劝说时，就听武厚民说：“好吧。学归学，但不是为了华国锋。我看他那句两个“凡是”是违心说的。他一上台就把夫人抓了，还什么两个”凡是”？再怎么说也是夫人，他连个”义”字就做不到，还怎么坚持革命路线?我说学是因为几千年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是为我自己学习的。王老师你不会怪我说反动话吧？”

王老师一笑：“我不管你主观怎么想，只管你客观是要学习就行了。好。那我们明天开始上课，怎么样？”武厚民肯定的点了点头。王老师这才放心的离开。

虽然从第二天开始恢复了上课，但王老师的风光已经不在了。他的课没有学生来旁听了，那些学生已经忘记了对他的恭敬和失去了听他上课热情.就只有203室20个学生的他，依然教的热情洋溢，生动活泼，由浅入深，引人入胜。

时间就在王老师的教和武厚民他们的学之中，慢慢来到了1977年7月21日那天。那天由于学校放暑假，就武厚民在老谢家补课，所以他的暑假时间下午都他自由安排。在上午接到刘平从宜都的来信，知道了五队的朱老七最后一个离开合星，参军到了部队。吃了中饭他突然想起了老东城的豆皮和自己把自己关了太久应该出去透透气，庆祝一下合星大队1974年10个知青全部回城，于是就挤上了公共汽车到汉口去。

公共汽车刚开到武汉长江大桥中间，突然武汉三镇鞭炮、锣鼓、高音喇叭、汽车轮船喇叭齐鸣，震耳欲聋把个正在公共汽车的人群里站着打瞌睡的武厚民搞的莫名其妙，睁开眼睛就忙着问：“怎么啦？出来什么事？”周围的人也莫名其妙和他一样四处乱问。突然车停了，问司机。司机说：“个板板养的，武汉人是不是疯了？跑到了桥上疯个莫事，把路都堵了，车开不成了。”“哪个有收音机，打开！”可车上没有人有，就把脑壳伸出窗外乱问。还是没有问清楚，因为桥上堵的车大多是货车和客车，那个时候小车跟稀奇似的很难在路上看到，而且大车根本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空调。七月的武汉就是个大火炉，长江四大火炉那可不是吹的，那个热啊，特别是在被挤成沙丁鱼似的公共汽车里，浑身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可就没有人觉得不正常，喊声热。车就这么停在桥中央，一停就是个吧小时才开始慢慢蠕动，好不容易到了汉阳桥头十字路口，才看见原来是汉阳的汽车要过江汉二桥到汉口去庆祝，把路堵了的。汉阳的汽车队锣鼓喧天，车上还挂着：“热烈庆祝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热烈庆祝邓老同志恢复职务！”的大红标语。一车人才明白原来是永不翻案的邓老又上了台，一车人马上议论起邓老来，没有一个人在乎车上又热又臭。等车到了六渡桥，武厚民挤下车后就完全忘记了他来汉口的目的，一个茫然走在六渡桥那武汉三镇最繁华的街道上无目的的瞎逛。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新华路，在新华路看到一张海报说，今晚在中山公园武汉文艺界为庆祝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特举行文艺晚会。晚会上吴雁泽、王玉珍等将上台表演云云。

武厚民一想反正没有事就顺着路边从新华路走到解放大道，陪着路上一两接一两敲锣打鼓放鞭游行的汽车走到了中山公园。一看时间还早，又走了出来，在街上顺便卖了点东西当晚饭吃了，才又走了进去。再进中山公园时，人已经满了都挤在草坪上看着灯光大亮的临时台上，等着吴雁泽他们演出。

七时许。喇叭里传出主持人的声音。武厚民也被人挤到台边站在右角到也是最佳位置看着。其他演员没有什么人关心，但掌声还是很热烈，等王玉珍一出来，观众一看到她那矮矮的个子就像疯了似的乱拍乱喊，搞得王玉珍热泪盈眶好几次感谢后才开始唱《洪湖水》，接着是唱《月儿高高挂在天上》。当王玉珍唱到“把儿的坟墓埋在东方”时，全场一起唱了起来，那个自然的互动掀起了晚会的。王玉珍谢了好几次才把幕谢了下去。吴雁泽上台后也是一样，特别是他的《拉网小调》和王玉珍一样差点把中山公园掀翻了。

中山公园的晚会是解开武厚民心里情节最后的一个疙瘩，从那天起武厚民才算彻底的恢复过来，又成了活蹦乱跳的浪潮青年，但他再也不参加运动了。等再开学时他已经补完高中数学，王先知老师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把教学的接力棒交给了经济系的包老师。

1978年10月。武厚民已经是大三的老生，武大学生会副主席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开展的如火如荼，可武厚民就是提不起兴致来，他这个经济系第一笔杆子不写不说，还不准203室战斗小队的人写，只是逼着小队20名队员不分日夜学习。除了周六晚上搞一晚会外，其他时间全在学习，搞得季西林老师想夸他都没有词了。可他的战友们不理解，他就说：“77年恢复高考，对我们工农兵是最大的冲击，加上78届，已经有近60万通过考试入学的人在逼我们。我们如果学不到什么，就会被考试生赶下历史的舞台。我想大家不会被人赶下台吧？”也的确如此，那些通过考试入学的新生年纪都比他们大，有的还带着孩子听课。那个认真刻苦学习的劲就连武厚民都佩服，所以武厚民的观点很快就被队员们接受，一时学习的风潮蔓延整个武大。为“四化”读书就成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最响亮的口号。

有一天武厚民被谢钢喊回家，说是老爸找他有事。武厚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因为自从邓老上台，老谢就忙得脚不沾地，二年多了问都没有问过他，今天主动喊他肯定有什么大事。

等两人在书房坐定，老谢一开口武厚民才知道是季老师上了他眼药，老谢来给他上政治课的。“武民儿。你看你已经大三了。明年就是大四。现在形势这么好。邓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二号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利，中国经济建设的春天马上就要来到。我敢断定你们这一届就是国家恢复经济建设的栋梁。当栋梁就要有当栋梁的觉悟，你看你季老师要你写篇文章都不写！”

武厚民叫起屈来：“大伯。那是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讨论，不是让别人看我们笑话？再说我是经济专业不是哲学和政治专业，赶那个风头干吗？要写就写经济专业论文。”老谢抿了口茶笑道：“可你经济专业的文章也没有啊？要知道大三下半年就开始分配了，一篇论文可是关键哦。”武厚民说：“我们是哪里来那里去。”老谢哈哈一笑：“那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是邓老了。我想国家不会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经济系大学生，在大搞经济时候，把你们放到生产队或公社去。没有文章就没有文章，找时间写就是，找什么借口嘛？”武厚民跳了起来说：“哪个说的？我就有。”“那拿出来我看看？”武厚民就从包里拿出刚写的《计划经济的计划成本研究初探》递给了老谢。老谢接了过来看也不看就装进包里后才说：“你的季老师早就知道你在写，他看了你在图书馆查的资料，所以找到我要我找你问问，写东西还要什么资料和帮助。没有想到你已经写了出来。不反对我把这篇文章交给季老师吧？”武厚民当然不会反对，连忙：“大伯。这篇文章我本来就打算通过包老师、单老师交给季老师的。”“好、好、好。我替你交。”老谢回应道。

武厚民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论文先在《武大学报》上发表，当然是通过季老师大篇幅的修改后发的，一发表就被好几家经济杂志转登，还被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第一篇提出成本概念和研究成本的文章。更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9月在大四上半年实习时被分到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实习，而且就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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