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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nr1" > 浙江的百姓，也因为政策的扶持放开，而得以迅速的恢复，甚至现在比崇祯年间还要兴盛热闹了，毕竟吏治好转，整体的军事形势也很好，外贸放开，浙江也有了自己的许多外贸港，茶叶、生丝、丝绸这几大项，让他们发展很快。

而造船、冶炼、铸炮造铳等新产业，也发展很好。

不仅那些士绅豪强们现在都收益大增，就是农民工匠也一样收入大增负担却减轻许多。

阮大铖在浙江，马士英在江南，他们不仅大力鼓励恢复发展工商，甚至还通过从江北接收难民南下，利用这些难民的劳力红利，来提升地方的工商制造业。

比如说在环太湖江南地区，一个农民，如果专门种桑，大约能种五亩，专门种稻，能种十亩。

但种桑虽能种五亩，可一个家庭的妇女，养蚕缫丝最多不超过二亩，甚至许多只能养的了一亩桑的蚕，毕竟妇女还得做家务带孩子等。

所以家庭养蚕缫丝有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家庭人工不足。

阮马二人巡抚江浙，就接收大量江北难民，然后安置各府县，男的安排进厂制造或是去挖矿或是去种地。

女的就让她们养蚕织布等，搞起许多新作坊。

甚至把许多难民直接就安置到江南农民家中，男的给帮佣耕地，女的养蚕织布，这些难民安排到各户，耕地养蚕织布等收益，要分给农户部分，并不是完全的雇佣关系，而相当于官府组织安排的一种合作关系。

难民刚南下，什么都没有，这样安置到农民家，也有个落脚地，官府也减轻安置负担。

对农户来说，或是一些小地主来说，这些人来了，辛苦赚的收益他们可以分走一些，也是很好的事情。

对官府来说，除了降低安置成本，而且还提升了家庭养蚕、丝织的规模和产量，原来一户农民如果有十亩地，一家子自耕自织，顶多能种九亩地和一亩桑，但种粮收益低。

现在如果种五亩田和五亩桑，再养几十筐蚕，到时能缫几十斤丝，或是织成一百多匹丝绸，这里面可就增加了许多收益。

农民和难民都得到了许多收益。

而官府也获得了更多的生丝或是丝绸，出口贸易，能获得更多关税等。

又还安置了许多难民，给他们提供自食其力的能力，既减少安置负担，甚至还能马上从他们那收到一些税赋。

而官府开办的那些作坊，能吸引更多难民，织出更多丝绸，纺出更多棉布等。

江浙经济和税赋在马阮这两个被许多人骂为奸臣的巡抚手里，恢复相当快，为朱以海提供了大量的税银，甚至粮食供应也保持的很好。

朱以海是不会在意马阮二人以前名声的，他看中的是他们现在的办事能力，尤其是能不能紧跟中央，听从皇帝旨意。

阮士铖干的很好，所以直接就升户部尚书，而马士英也被升为江南总督兼江苏巡抚，总督江苏、安徽两省军政。

现在马士英在江南干的很卖力，之前被四次拆毁的苏州城，现在又是织机万张，织工无数，松江、上海的棉纺业也非常发达，现在通过贸易，大量从马尼拉、印度等地，由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海商把棉花进口过来，然后在松江上海这些棉纺加工中心进行加工，纺织成棉布，甚至做成成衣，既供应大明内地市场，也返销马尼拉、巴达维亚、印度，甚至是卖到荷兰阿姆斯特度、葡萄牙里斯本、英国伦敦，乃至于新世界的墨西哥等各地。

大量的北方难民，被吸纳进了这些工坊，用汗水换取银元工钱，然后拿工钱买粮食，甚至有些工坊，还直接包吃包住，进了厂虽然辛苦，但起码不用担心饥荒、战争，能够一家人安定下来，并且温饱，工坊每年还能为朝廷提供许多税收。

御营等明军的军服，也出自松江、上海的几大工坊，质量好，速度快，价格还便宜。

当鞑子八旗还在北方到处跑马圈地，强迫百姓投充，甚至到处追捕逃人的时候，大明的江南，已经再次春暖花开，工商兴盛，各个港口，更是帆船排队进出，货通天下。

鞑子在北京连八旗的丁粮都发不出了，百官的俸银都支不出来。

而大明现在税赋却是一年比一年收的多，屡创新高，征粮三千多万石，卖地、契税、工商税、关税、盐酒茶矿专税、厘捐等加起来超过四千万元。

朱以海已经在给御营全面换装火枪，增加火炮了，鞑子却已经彻底停了给绿营的粮饷，连八旗驻军也得自己想办法搞钱搞粮。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朱以海其实已经完全没什么压力了，按着这节奏，一直平推过去就好。

所以现在他还能一边打仗，一边要求张煌言回了广东，要重点发展经济，搞活工商。

佛山镇是晚明工商四大镇之一，其冶铁业之发达，名动天下。朱以海特别交待，要把佛山镇保护好，更要经营好，冶铁业很重要，不管铸炮造枪还是造甲，都离不开。

更别说佛山镇的铁锅在国外都很有名，广锅大名可是远播南洋，这可是赚外贸银子的畅销产品，得扶持。

君臣一番畅通过后。

张煌言也不再说什么不敢受巡抚之职了。

皇帝如此器重，甚至是倚重，做为臣子的，只能是鞠躬尽悴，死而后已了，哪还好意思推辞。

朱以海又特留张煌言用饭。

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哪怕现在经济好转，特别是皇帝少府监很赚钱，内府充盈，但皇帝仍然坚持四菜一汤。

也很少搞那些什么珍肴美味，上次有个新进御厨说他家祖上有个菜谱是唐代传下来的，是当年唐朝皇帝和勋戚贵人们常吃的，叫啥浑羊殁忽。

做法是杀子鹅一只，去毛，掏去内脏，然后把肉末和糯米饭加多种调味料调和好，再填入鹅肚内。

再取羊一只，宰杀后去毛剥皮，去掉内脏，将子鹅放入羊腹，用线缝合，放火上烤。羊肉熟后，打开缝口，取出鹅混合食之，谓之浑羊殁忽。

有些更精致的吃法，还要在鹅腹里放上鸡，鸡肚里再放鸽子的。

这说是一道菜，但直接就是烤一只骆驼，还要烤只鹅。

朱以海觉得太奢侈浪费，不许他弄。

皇帝平时连整只的烧鸡烧鹅都很少吃，对于自己膳食每天用量多少，他都会有亲自指示，杜绝浪费。

像什么一餐十二个菜十八个菜的，哪吃的完？

吃不完再赏给妃嫔或是内侍吃，让别人吃口水，也不干净卫生啊，何况这菜都凉了，有啥好吃的。

今天的四菜一汤也挺清爽，仍是两荤两素，一个蒸小黄鱼，一个青椒肉丝。

张煌言看着这几个菜，很是感慨。

“寻常举人之家，饮食也远超于此，陛下之节俭，让臣等钦佩。”他道，“民间笑话，说一群村妇洗衣时闲聊，说东宫娘娘摊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皇帝每天吃面馍和大饼。

上朝的时候，左边放着面馍，右边搁着大饼，皇帝吃饱了，就躺龙椅上晒太阳，直到饿了，就起来吃大饼和面馍······”

这话说的朱以海忍不住大笑起来。

对于没见识的普通村姑民妇来说，贫穷限制着她们的想象力，自己见识过的最好的就是面馍和大饼，就觉得皇帝也是这样了，还能天天吃，那日子美的很。

而对于那些盐商海商们来说，他们或许又觉得皇帝每天龙肝凤脑琼浆玉宴，一顿吃一百二十个菜。

“朕以前曾听说扬州盐商最富最奢侈，吃个鸡蛋都要二两银子，那下蛋的母鸡天天吃的是虫草人参，朕可敢这般奢侈。一斤猪肉不过几十文钱，这一个蛋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了。”

张煌言道，“万历天子时，宫中一个月膳食开销一万二千余两，还不包括各种私灶小灶，远比不过那些盐商海商们的奢侈浪费，盐商一顿宴席，能够花费三千两银子，盐商们好扬州瘦马，一个打小调教的扬州瘦马，有的竟然能卖到一千五百两银子，相当于一百个普通丫头，但也仅是他们半顿饭钱而已。”

朱以海笑道，“这说明他们银子来的太容易，所以花起来才不知道珍惜。如今我大明的盐政盐税下，还有哪个盐商能来银子这么轻松，还有谁敢这般公然炫富斗富的？”

张煌言点头，现在确实没人敢这样了。

皇帝都天天四菜一汤，还经常在报纸上公开自己的菜谱，有时还写些饮食点评的小文章，天下人都知道皇帝不喜奢侈，反对浪费，谁又敢炫富？

之前也有人高调炫富，甚至为富不仁，结果立马就被税务部门调查了，然后查明偷税漏税，以及侵占田地、贿赂官员等诸多事情，最后直接被请进了锦衣卫，最后又移交大理寺，最终进了刑部天牢。

这个桉子三司会审，最后定了个抄家问斩，全家流放台湾的下场。

自那以后，可不会有人再这般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