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初春，肖添力去美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出差。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个美国同事杰克。他们在预定的酒店住下之后，杰克建议，找个中国餐馆吃晚饭。杰克曾经去中国旅游过，对中国食物的有着狂热的爱好。他自认为他和一般喜欢中国菜的美国人是不一样的。他不喜欢那些那些为了讨好西方人胃口，被香港餐馆老板改良过的甜甜酸酸的东西。他喜欢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中国味道的中国菜，比如四川菜。

杰克告诉添力，他已经打听过了：当地的中国城离酒店不远，走路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两个人一路走了过去。这里的中国城，和旧金山的唐人街的规模自然不能相比，不过像所有的China town 一样，也有一个特有的标志：中国牌坊。牌坊后面有一条街。街道两旁是一些中国餐馆和商店。

添力四下看了一下，便带着杰克进了一家叫“红辣椒”的餐馆。大概这家川菜馆的大厨是来自大陆，菜的味道比较地道正宗，不过麻辣的程度和真正的川菜还是不可相比。尽管这样，杰克已经被辣得口干舌燥，不停地喝饮料。添力笑话他：“你这个样子，根本没有办法到中国的成都或者重庆品尝真正的川菜。”

“难道这还不是真正的川菜？那么真正的川菜到底是什么味道？”杰克好奇地问道。

“真正的川菜比这些菜的味道重十倍不止。我估计你若是吃上一口，你舌头上的味觉细胞会被全部杀死。然后，你的舌头麻木的就跟一个木勺一样，什么味道都感觉不到了。”

“这么厉害啊？”杰克心惊胆颤的反问。

两人吃完饭，出了餐馆。餐馆外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几份免费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有的是商业报纸，上面多是当地华人企业的广告；有的则是所谓“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所办的有政治倾向的报纸。添力对那些政治性的东西没有兴趣，不过这类报纸的中间也会有一些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常识以及生活趣事的文章。出门在外，拿来看看消磨时间倒是不错。

添力顺手拿了一份报纸。打开中页，上面有一个栏目介绍中国菜。这一期介绍的是“夫妻肺片”，还配了一张彩色照片。杰克很好奇地凑上来，指着那张照片说：“看上去很美味。这道菜叫什么？”

添力用英文把菜名直译过去：“Husband and wife’s lungslice” 然后他又加上一句：“我们刚才吃过这道菜。”

“what”杰克大惊失色。

添力这才笑着把报纸上所列出的这道菜所需要的食才翻译给他听。

杰克松了一口气：“还好，也就是说厨师和他的妻子的肺并没有被切成片。”

添力和杰克说笑着，又随手往前翻了一页报纸。这一版上登载了一篇长篇回忆文章，题目是《我的知青生涯》。文章中间还插放了一张照片。添力随意浏览了一下，有几个字眼跳进了他的眼帘：“北京知青”、“革命老区”、“望城县”。添力的脑子里有一根弦给拨动了。他的心跳开始加剧，就好象一个侦探，无意中抓住了一个线索，一个多年的疑案，也许就要真相大白了。添力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照片。照片有些模糊，暮色中很难看清照片中人的模样。但是，看上去应该是文中所提的这群北京知青几十年前的合影。

这时，他们路过一个酒吧，杰克问添力：愿不愿意进去喝一杯。添力摇头。杰克自己进了酒吧，而添力则迅速地回到了酒店。

回到房间，添力打开灯，然后重新展开报纸，翻到了那一版。他先看了看照片，照片下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这批知青离开北京前的合影。后排右二，是老杜；后排左二是夏云长，前排左一是韩秋意。

事过多年，添力仍然记得，艳阳曾经让他看过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年轻时的乔澜和一个拉手风琴的青年男子的合影。根据照片背后留言的推论：那个年轻男子名字也叫夏云长。添力仔细地看了看报纸照片上那个叫夏云长的男子，他和添力记忆中的那个影子非常相像。添力再看了看而那个叫韩秋意的女生：圆脸。满脸开心的笑容。这是添力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和看到她的照片。但是不知怎么的，添力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的感觉。

然后，添力开始阅读这篇文章。这是一篇访谈录，访谈的对象自称老杜。他是北京人，曾经到H省望城县当了七年的知青，之后又在当地工作过三年。他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的。这篇文章就是记者对他的访问的笔录：

“当上山下乡的热潮席卷整个中国的时侯，我们这批被称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军。当时，北京的学生大多都以兵团的形式去了北大荒，内蒙等地。也有少部分人去了内地的革命老区。我们这一批去H省革命老区望城县的知青一共十二人，七男五女。大都来自宣武中学，只有韩秋意来自西城区。韩秋意是夏云长的朋友，她比我们低一个年级，还没有高中毕业。当时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她无所事事。而她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她无家可归，所以，就被夏云长拉进了我们的队伍。

“夏云长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母亲在他上中学的时候也病逝。不过，夏云长是个很乐观的人。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经常被借调到公社，或者县文化馆去画宣传画，参加文艺演出。他会多种乐器，最擅长的是口琴和手风琴。夏云长下乡的时候带了一个口琴。到了晚上，他就会吹起口琴，然后，我们就会在他的口琴的伴奏下一起唱歌。那时候，《三套马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这些苏联歌曲已经在中国各地已经禁唱了。但是，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土坯屋里，却常常传出这些歌声。那是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唯一的文化生活。当地的老乡常常被我们的歌声吸引，每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

“刚到农村的时候，大家怀着让这个穷困的地方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信心十足，斗志昂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便开始对知青生活失望了。从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来到那个小山村，日复一日地干着那些枯燥繁重的农活，吃不饱，穿不暖，前途无望。在这种情况下，男女知青之间就谈起了恋爱。韩秋意和夏云长是一对。不过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相好了。韩秋意小小的个子，圆脸，一对大眼睛，长得象个洋娃娃，特别可爱。夏云长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帅。夏云长很宠爱韩秋意。出工的时候，他们总在一组，夏云长总是会帮韩秋意完成她的一大半的农活。韩秋意的身体不太好，据说是她的血小板有问题，一出血就会流血不止。夏云长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坚持喝几味中草药熬的汤药，可以治好这种病。夏云长就到处找那几味草药，然后每天都给韩秋意熬汤药喝。坚持了一段时间，韩秋意的病居然好了。

“后来，大家就开始想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了回城。家里有能力的，就给找了招工、招生的机会。胆子大的知青，回北京探亲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到了1973年，我们那个知青点只剩下五个知青了。夏云长无依无靠。我和另外两个女知青的父母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背景，所以没有能力找机会回北京。只有韩秋意，她的父亲是据说是老干部。一九七一年，**出事之后，很多老干部都‘解放’了，他们的子女也相继得到照顾回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的有两个知青都是那样回到北京的。不知为什么，韩秋意却没有回去。她似乎对回北京也不抱希望了。一九七三年十月，韩秋意和夏云长在当地结婚了。七四年八月，韩秋意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这本来是一个美满的家庭。虽然生活贫困，但是还是充满了爱心。那个时候，我们和当地农民一样都靠挣工分，手里很少有现金。但夏云长很能干，他经常会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因此也会有一些补助，来贴补家用，给孩子买奶粉。

“1974年冬天，我记得是十二月份。夏云长趁着冬闲又去县文化馆帮忙。知青点就只有剩下我、韩秋意，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那会儿，韩秋意的女儿已经四个月了，长得胖胖的，两个眼睛很大，特别爱笑，很可爱。我们没什么事情，就帮韩秋意看孩子。那孩子她就象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给我们贫困，无望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生机。

“有一天，大队通知韩秋意，说公社管知青办的何干事找她有事，让她去公社一趟。韩秋意就求我们帮着带带孩子。我们都以为是韩秋意的父亲给她找到了回北京的机会，公社是通知她去办手续的。哪知道，韩秋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公社知青办的何干事是当时县革委会主任的弟弟。他仗着哥哥的权势才当上这个‘官’。又凭借这个官位，以“招工”“招生”为诱饵，□了很多女知青。不知什么时候，何干事盯上了韩秋意，就借口有事让大队通知韩秋意去公社找他。韩秋意那天一到公社，就被何干事纠缠，要□她。韩秋意情急之下要跳窗户逃走。他们当时在二楼。韩秋意从窗户跳出之后，头先着地，当场就死了。

“韩秋意死亡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夏云长立即赶到公社。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和公社其他的知青点的知青，也立即赶到公社示威，要求惩罚凶手。这场示威很快就蔓延开了。当时知青的生活状况特别不好。女知青被□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起了。凶手从来都没有得到惩处。知青中早就怨声四起。韩秋意的死，就象是给干柴堆上点了一把火，把知青心中的怒火点着了。当时望城县有一千名知青，迅速地聚集在当时县委大院门口，要求严办凶手，声势浩大。很快，临近几个县的知青也纷纷赶来声援。这件事情马上就波及到了全H省。有人号召全省的知青行动起来，去省委门口静坐，要求严惩凶手，否则绝不罢休，这就是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所谓‘知青暴动’事件。

“望城县的当权者害怕了，马上下令用武力镇压知青的‘暴动’。夏云长和我们这些领头闹事的人被抓了起来。很快夏云长被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反革命罪”判处二十年徒刑。我们这些其他一些被抓的知青，当局对我们进行威逼利诱，要求我们写悔过书，否则也以反革命罪论处。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只好屈服了。这钞暴动’就这样被镇压了。其他被抓的知青，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则被关押了半年才被放出来。当时我们被释放的时候，当局要我们这几个人写保证书。保证出去以后不乱讲话，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当局承诺给我们在当地解决工作问题。否则，就让我们就要被当成‘坏分子’，接受当地老百姓的监督改造，而且永远没有回城的机会。为了前途，我们再一次出卖了灵魂，写下了保证书。我被分到县农修厂当工人。另外两个女生分到了无线电厂。一直到七八年初，我考上了大学才离开望城县。那两位女生一直到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时，才回到北京。而夏云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据说他在被押新疆劳改农场的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

“我们出来了以后才知道，当局之所以把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关押那么久，是害怕我们向韩秋意的家人泄露消息。韩秋意的家人，在韩秋意死后两个月，才知道韩秋意的死讯。她的家人特意从北京来县里调查韩秋意的死因。但是，真相被隐瞒了。韩秋意的死，被歪曲成：她寻衅闹事，先是色诱干部，企图换取回北京的机会。一计不成，便又以自杀威胁，最后自己失足摔死。我想韩家的人可能也不会相信这就是真相。无奈当时消息封锁得非常严格。所有有可能走漏消息的人都被严厉警告过。所以，韩家人无从得到真相。直到一九七七年，韩秋意的死因才真相大白 ，那个作恶多端的何干事被枪毙了。他的哥哥，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也被法办了。

“韩秋意和夏云长的女儿，在这钞暴动’之后成了孤儿。她被交给了当地的一对农明夫妇收养。韩秋意的家人得知讯息，前来寻找时，那孩子已经失踪了。那对农民夫妇说：孩子一到他们家就高烧不止。他们很穷，没有钱给孩子治病，眼看孩子就不行了。这时，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说她也是知青，是这孩子父母的朋友。她主动要求带孩子去医院看病。他们就把孩子交给了她。但是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把孩子交回来。韩秋意的家人问他们：那个女知青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长得什么样？这对农明夫妇却说不出来。韩秋意家人四处打听，也没有打听到孩子的下落。后来有人说：那个孩子可能早就病死了。那对农民夫妇不好交待，才编造了这样一个女知青带走孩子的谎话。

“我在获得自由以后，曾经几次回到当时的知青点，打听这个孩子的下落。后来又到附近的医院查访过，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踪迹。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个四个月大的小女孩甜甜的笑脸。不知这个孩子是否安在？这么多年。我一直向上天祈祷：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好心人带她去看了病，把她的病治好了，

作者有话要说：希望大家不要太意外，其实前面也透露了点蛛丝马迹，大家现在应该能猜到艳阳的生母到底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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