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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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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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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组镜头！！！”唐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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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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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溪镇民风淳朴，治安一向良好，犯罪活动很罕见，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凶杀案。
初夏，72岁的刘光芬老人，连同46岁的弱智儿，和8岁的外孙女在家中遭到杀害。当地的县公安局人手有限，也没有处理这类案件的条件，便请求市公安局援。
被害的老刘光芬很久以前便守寡，和儿张长寿相依为命。张长寿虽然年纪四十多岁，但是智商只有7、8岁小孩的程度，双目失明，两耳失聪，但是歌声优美，很会表演，在綦江县略有名气，每逢市里，县里的重要人物光临时，东溪镇政府都会邀请张长寿献唱。
母在小城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与世无争，人缘很好，不可能会有任何仇家。周小惠是刘光芬的外孙女，天真可爱非常讨人喜欢。
案发当周星期五下午，周小惠的母亲张玉珍偕同先生参加朋友的婚礼，便将周小惠带到外婆家请刘光芬帮忙照顾。据他们夫妇说，由于婚礼过后还有其他活动，他们在星期六打电话给刘光芬，想告诉她星期日才能过去接周小惠，但是电话没有人接，他们猜想应该是刘光芬带着周小惠和张长寿外出购物，就没有放在心上。星期天他们很晚才起床，下午两三点去接周小惠时，发现刘光芬家无人应门，后来从窗户爬进去，才发现刘光芬倒毙在走廊上，张长寿横卧在浴室里，而周小惠死在卧室外的走道上。
警方怀疑的对象首先锁定发现尸体的张玉珍。她并非刘光芬的亲生女，直到最近张玉珍才发现自己是收养的，因为刘光芬一直不愿意透露实情，所以她在得知真相后和刘光芬吵得很厉害。
此外，经过调查，刘光芬人寿保险受益人是张长寿和张玉珍两人，如果张长寿死亡的话，张玉珍就是唯一的受益人。此外，张长寿如果不在了，张玉珍将成为刘光芬唯一存活的亲人，就可以继承刘光芬所有的财产。所以，刑警推断张玉珍有杀害刘光芬和张长寿的动机，但是令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不放过八岁的女儿周小惠，难道因为周小惠是张玉珍与前夫所生的拖油瓶吗？
在进入现场前，刑警就向安良简报了预定的侦查方向。不过，安良跟他们说：“现在就确定侦查方向仍嫌早，要先处理现场，用物证来引导侦查方向才对。”
按确的犯罪现场处理及收集物证方法，应该先全盘观察现场，而非仅仅采集某些具体的物证如指纹、血迹而已。安良首先巡查整个现场。这栋房屋是两层楼的栗色住宅（砖木混合结构），一楼后的阳台可以直通到厨房。
从前门穿过客厅以后是一条长走廊，厨房隔着走廊与客厅相对，里面十分零乱。走廊的墙壁上有许多血迹，刘光芬的尸体就躺在走廊上，面朝上，眼睛仍然睁开着，脚朝着厨房，头朝着客厅，厨房水槽的水龙头仍开着，水从厨房流出流过刘光芬的尸体下方，再沿着走廊流向地下室。
走廊左边的第一间是客厅，第二间是卧房，卧房靠门的走道上躺着周小惠的尸体。走廊右边是浴室，张长寿的尸体躺在浴缸内，洗脸盆和浴缸的水龙头仍然开着，水从浴室流出，经走廊流向地下室。
走廊最末端是往地下室的楼梯，两百多平方尺的地下室都浸在水里，这些水都是从厨房和浴室的水龙头流出，夹带着微微的血色。
二楼有两间寝室，大部份东西都没有被搬动过的迹象，但是衣柜被翻过，一些贵重的首饰和刘光芬的皮包都不见了。
对现场有了整体的了解后，警察就展开地毯式的物证搜查行动。
首先警察要找出作案者入屋的途径，大门上并没有任何强力如屋的毁损痕迹，这表示犯案者可能在敲门后，由受害者主动让嫌犯进屋，或者嫌犯经由窗户或其他途径进入。
刑警队员发现后阳台上有五扇窗户。在确定作案者是否由窗户侵入时，首先要窗户有无被打破的痕迹，纱窗有没有其他工具痕，蜘蛛网和尘埃上有没有指纹和脚印，有没有纤维毛发，有没有血迹等。在排除各种可能性后，发现第三扇窗户有被触动过的迹象，也确定这扇窗户可能是嫌犯入屋的途径。再用三秒胶法显现寻找指纹，果然窗户上采到了一个手印。
这个手印长16.5厘米，经过对比发现是警方怀疑的嫌犯张玉珍的丈夫的手印。他承认星期天到刘光芬家接周小惠时，没有人应门，他在屋后发现第三扇窗户没有拴上，便将窗户推开，然后从窗户爬入屋内。
从这个手印所能推测的情形和他描述的一样，因而不能判定他涉案，手印反而成为反证据，也就是说他所说可能是实话，他可能没有涉案。
在厨房的现场里，警察发现墙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血迹：有弹跳型，溅出型，转移型等等。
血迹喷溅形态是现场重建的重要部份。当血液撞击物体表面，因物表结构和吸附性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形态。从血迹喷溅形态可以推测犯案经过，受害者或嫌犯的相关资料等。
例如，从血迹的形状可以推测血液喷溅瞬间所在的位置，高度及角度。如果血迹是圆形，这表示血液自不远处滴落(少于30厘米)；如果是锯齿状，表示滴落的距离大于30厘米；如果是惊叹号状，血液是沿惊叹号尾端的小点位置撞击落下。
从血迹的形态和血滴大小，还可以区别血液喷溅的速度和力量。如果血液以低速射出移行，其力量很小，这种常见的血迹如受伤后血液滴落地面而造成；如果是中速，这表示力量中等，血滴边缘呈不整齐状，除主要的血滴外还会有一些散落的微小血点，一般来说，这种血迹是来自打击，刀伤棍棒榔头等；如果是高速飞溅的血滴，表示撞击力量很大，血滴广泛散布，冲击区域的中央和四周都会散有喷雾状极小的血点，这类血迹常见于枪击爆炸案件。
刀伤的血迹除了要看形态，速度和力量外，还要看伤口的位置，如果砍在肌肉，血液不会多，但是如果砍到静脉，血就会涌出来，如果砍到动脉，血液就会更快地喷溅出来。
此外，从血迹的形态还可以判断作案的手法。例如，被害人遭殴打时血迹会呈现放射状分布形态，挥舞凶器时会留下弧形的轨迹等。
有经验的鉴识人员在现场采集血迹证据时，除了要查看四面墙壁的血迹外，也不能放过天花板和地板。
厨房的煤气炉上有一个平底锅，锅内的玉米花已爆开，散在火炉上面。厨房有两个水槽，其中一个水槽的水仍在流动，自来水外溢到厨房地面上。
厨房的餐桌和餐椅都有被破坏及移动过，椅上有血迹，这些血迹是低速滴血。餐桌上的桌布也有血印，但是是转移型的擦抹式血印。墙上的钟和电话机都有血迹，血迹形状是中速的挥舞形血迹，很可能是被害者抵抗打斗时留下的血迹。
安良在餐桌底下发现一只手表，他处理手表物证时十分小心。因为手表可能在落地时受到撞击而停止摆动，停摆手表上的时间往往就是案发的时间。如果不小心触动手表，停摆的手表可能会恢复走动，从而毁坏重要的物证。这只餐桌下的手表已经停摆，表面上的时间是10点14分，刑警马上将手表上的时间拍照存证。
接着要手表的款式，是男表抑或女表，以及是谁的表。仔细后安良发现这只手表是男用的双狮(orifnt)表，因而排除了这表是刘光芬所有的可能性。这个手表也不可能是小周小惠的。会不会是张长寿的手表呢？但是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也不可能，因为张长寿失明，他不可能带手表的。所以，这只手表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
经过化验，厨房四周的血迹是刘光芬的血。所以安良知道她最先在厨房遇到凶手，接在厨房与凶手打斗。厨房的家俱十分零乱，安良比较家俱倒下的方向与原来的位置，组合血迹遗留的路线及方向，重建当时在厨房发生的情形：案发最初在厨房进门的地方，刘光芬在做饭，她突然遭到袭击，然后她奋力反击，空手与凶手搏斗，但是嫌犯手锋利的刀刃，不断地袭击她，她不断抵抗，并用力撕扯，将作案者的手表扯下，最后她受伤过重而逃离厨房，在走廊上不倒下……。
客厅与厨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厨房零乱不堪，有打斗的迹象，客厅却十分整齐。从刑事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厨房是一个零乱的动态现场，客厅则属于整齐的静态现场。
客厅的灯仍亮着，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没有任何打斗过的迹象，沙发前面的地板上有一份报纸，茶几上放着一本杂志。
“安主任，您过来看一看，现场怎么会有您的照片？”助手王敏惊奇地喊着。
安良走近咖啡桌一看，赫然发现桌上放着一本《公安-人物志》，这本杂志是双月刊，每期只介绍一位公安战线的知名人士（专家），其中包括历届公安局长。安良是该杂志介绍的第一位基层警员，并将照片刊载在封面上，但这一期好几个月前就出了，不知为何会在命案现场出现。
这本杂志介绍了许多安良的破案事迹，还将他喻为“小安慈”，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替社会除害，为被害者伸冤。安良研判嫌犯不会将这本杂志带到现场，唯一的可能是刘光芬订购这本杂志，有空时翻来阅读。
安良的助手王敏便半开玩笑地说：“主任，说不定刘光芬生前就有预感，要让你这位科学神探来替她伸冤，上天可能安排你来替你的这位仰慕者破案！”
前世的安慈还多少对鬼神之说有些怀疑，但通过借尸还魂的经历，安良并不否认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但对这些看似巧合的现象，他内心有很深的感慨。
安良相信刘光芬是一位心地善良，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照顾弱智儿的好母亲，好好的一家人怎么会突然被杀，为何如此善良的人会遭到惨无人道的横祸，社会怎么会如此不公平？社会义安在？还有那个该死的阎罗王！
但是安良不能让这些感触分心，而要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公道，来替刘光芬老人找到凶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处理案件时，安良内心常常会有许多感触，为了破案，他可以做作出很大的牺牲，古时就有“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时，觉得怎么有可能，但是自从加入刑警队伍以后，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经常深更半夜赶到案发现场，还要到警校客串教官，指导侦查，连回家都没有时间。
安良常常想自己这样忙碌，前世今生都如此，究竟为的是什么？但是看到象刘光芬老这样善良无辜的人被杀，就会抑制住内心的感触，觉得自己一生虽然都在忙碌中过去，但是有机会能够替天行道，这些牺牲也是十分值得的。
将自己的情绪抛诸脑后，他们继续在客厅现场搜索。发现沙发前面的地板上有一份报纸，报纸是摊开来的，好像有人看过，安良觉得奇怪，为何这份报纸会跑到地板上呢？
另外，报纸是星期六的《晚报》，这表示星期六下午或晚上仍有人进入客厅，那么，案发时间应该是在星期六晚上吗？
报纸不会自己进入住家的，一定是有人拿进来的。是作案落者带来的还是受害者拿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处理现场时，侦查鉴识人员要在脑里不断地向自己提出疑问，任何一个疑端都要细查其来龙去脉。
报纸这个疑端有三种可能来源，即被害者，作案者或其他人都有可能。如何确定来源，以科学的侦察方法来说就是找指纹。将报纸拿进客厅的人可能会在报纸上留下指纹，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拿过这份报纸，这份报纸上可能有很多指纹，有些指纹可能永远找不出来源，因为惟有之前留有指纹档案的人才能比对出来。如果没有指纹档案，就无法比对如果无法比对出所有指纹，那该怎么办？
还好，他们可以求助现场经验。安良一看这情形，很可能是有人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而张长寿失明，根本不可能看一般的报纸。周小惠才8岁也不会看报纸。唯一可能看报纸的受害者就是刘光芬老，而老人家年过70，看报纸一定要带老花眼镜，但是沙发和咖啡桌上都没有眼镜。同时，如果老被袭击时在看报纸，客厅一定会很零乱，会留下血迹，但是现场很整齐，也没有血迹，因此老看报纸的可能性并不大。
凶嫌看报纸的可能性呢？凶嫌杀了3个人还有心情看报纸吗？假如他杀人后再看报纸，一定会留下血迹或血印，但是报纸上并没有任何血迹或血印。
有没有可能是张玉珍和她先生将报纸拿进来的？从初步的指纹比对结果来看，没有找到任何符合的指纹。他们拿进来的可能性马上被排除了。
因此，安良推断其他人拿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会是谁呢？有一个可能就是守护现场的民警。安良马上要所有到过现场的警务人员按指纹，掌印和脚印等作为排除性物证，在进行比对前，他决定先用心理比对侦查一下。安良便询问所有到过现场的警员，有没有人带报纸到现场？没有人承认。
不过，他知道这些警员都可能因为面问题而不便承认，安良便接着说：“如果有人不小心将报纸带进现场，可以私下写纸条告诉我，我将会原谅他。假如不承认，让我查出来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位民警写了一张纸条给安良，承认是他拿报纸到现场的。因为他被派守现场，外面下雨，无事可做，自己觉得客厅没有什么物证可以保护，便坐在客厅看报纸，看后顺手丢在地上，忘记带走。
报纸的破案价值马上从100°降为0°——没有任何破案价值。而厨房地毯上的手表破案价值就变得更高了，因为这手表不属于被害人，很可能就是凶嫌的。
沿走廊往里走，走道上仍有血迹，走廊两边的墙上也都有喷溅型血迹，刘光芬老人的尸体倒在走道上。她的脚朝着厨房，头朝着走廊尽头，脸部朝天，双眼睁得大大的，两手分开，我们习惯地将这种死状描述为“死不瞑目”。
其实在科学角度看，这是因为死者的肌肉收缩所致。她身上共有27处刀伤，手上有很多被称为“防御伤”的伤口，手指和手掌都被割破和刺伤。可以看出这位老为了全家人的安全，曾奋起反抗，与凶嫌激烈恶斗，奋勇维护自己的家，最后仍然被刺不倒地。案发后检验尸体时，发现她大量失血，休克致死。
走廊的右手边是浴室，门上有血迹。推门进入浴室时，发现里面有许多血迹；马桶，地面，浴缸，洗脸盆，置物柜以及墙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血迹形状。张长寿的尸体倒浴缸内，裤被拉下一半，染满了鲜血；马桶盖上有喷溅型血迹，马桶内也有血迹，形状象垂直的滴血。从这些血迹的形态和方向研判，张长寿被袭时坐在马桶上，遭刺伤后倒在浴缸内，而凶嫌并没有放过这位失聪失明的无辜弱智人士，继续在浴缸内用刀刺杀他。张长寿身上并没有防御的伤口，很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就被刺死了。
张长寿身上有34个刀伤，刀刀集中在胸部的同一个部位，刀伤喷射出来的血将浴缸的水都染红了，虽然凶嫌将浴缸的水龙头打开，自来水溢满浴缸后又从浴室流到地下室，但是浴缸里的水依然有血色，四周亦残留着喷溅型的血迹。
看到张长寿惨死，我内心波动不已。一位重度残障，与世无争的人，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容纳这些无助无辜的人？怎么会有人如此野蛮？如此残酷无情？为什么人类社会越繁荣，犯罪活动就越猖狂？归根结底，就是缺乏道德教育。社会，家庭和伦理道德教育重要了，如果不注重教育，人类社会与禽兽世界有什么分别？
在马桶后浴室墙上有一个血手印，长约21.6厘米，但没有明显的纹路可以进行比对。刚开始刑警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手印。但是这个血手印的形状非常大，十分不寻常；同时，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老的手，也不可能是张长寿的手，更不可能是小周小惠的手；经比对证实也不是张玉珍或她先生的手；所以，这个血手印很可能是凶嫌留下的，其特徵将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因此，这可能是本案的重要物证。
从浴室出来沿走廊往里走，右边就是起居室，电视仍开着，墙上挂着刘光芬一家人的照片，看到一个如此美好的家庭突然间惨遭灭门，我心里十分难过。
从厨房在爆玉米花，电视和电灯仍然开着等情况性迹证，我判断案发时间在晚上：刘光芬一家人在看电视，张长寿准备洗澡，外婆在为外孙女准备玉米花。二楼的主卧室十分零乱，有翻箱倒柜的迹象，老的几个皮包被打开来，丢在地上。
小女孩的尸体躺在一楼走廊快到尽头处，左边卧房的走道上。自来水从厨房和洗手间流出，流经走廊，有一部份流进了卧房，浸湿卧房的地毯。小女孩上半身躺在湿漉漉的地毯上，下半身躺在一块床罩上，旁边有一个枕头。床罩上的血迹是干的，形状十分奇怪。一般来说干掉的血渍并不会留下类似水渍的滩印，我站在床边，盯着这些奇怪的血迹，脑不停地想着，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痕迹。想了十几分钟后，我突然想起来，这床罩是电毯，通电使用时，上面的血迹就会被烤干成为一滩印痕。在远离门的床头一旁，我们发现喷溅型的血迹，表示小女孩很有可能是在床上遇害的。
小女孩身上共发现14处伤口，大部份都集中在她的脖上，脚踝上有一个模糊的血手印，可能是凶嫌在杀害周小惠后用沾有血迹的手拉住她的小脚，将她从床上拖下来。
但是从床上拖到地毯上所留下的血迹并不是湿的，也就是说，小女孩被割喉后躺在床上一段时间，过了许久凶嫌才将她拖下床的。
拖动小女孩的时候，凶嫌一定要站在床边，所以床边的地毯是十分重要的物证来源，因为凶嫌将整个现场用水洗过，床边是唯一可能留下脚印的地方。我们用化学药剂在地毯上化验，现场二十多个警员都不相信地毯上能显示脚印来，当我将药剂喷洒在地毯上，马上就显示出半个鞋印，好像魔术师在表演魔术一样，大家都“哗”的一声惊奇地叫起来。
鞋印并不清楚，不过可以看出是一只42码的球鞋。再经过电脑影像处理，使印纹变得更清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发现是adidas(阿迪达斯)的球鞋。
刑警们在小女孩的睡衣上发现了尿液痕迹，以及大片的血迹，经过化验，尿液和血液都是周小惠的，棉被上也有大量血迹，枕头朝地的一面也是如此。安良研判小女孩被割喉后仍未断气，凶嫌用枕头压住她，直至断气不再动弹为止；后来法医的解剖报告果然证实小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如果凶嫌是用枕头闷死小女孩的，枕头朝上的一面可能会留下手纹。鉴识人员马上在现场进行化验，枕头上果然发现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很不清楚，后来拿回化验室用雷射侦测，发现一个更清晰的手印。这个手印只有15厘米，与浴室墙上的血手印相差很多，从此，安良推断可能有两个凶嫌，一个手型很大，另一个手型细长而娇小，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在分析这些现场证据与现场重建时，安良推测小女孩可能听到祖母惨叫躲到卧室，被凶嫌发现后在床上惨遭割喉；后来凶嫌在屋内毁灭证据，搜索贵重物品，要离开时发现她尚未断气，便将她从床上上拖下来，再用枕头将她闷死。
刑警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终于将屋内的证据收集完毕。下一步就是回到化验室进一步的分析物证，同时，还要利用这些证据来寻找其它相关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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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器是凶杀案件的重要证据。从伤口的形状，警察可以判断出凶器的属性。举例而言，如果是被钝器打伤时，从伤势中可以推断凶器是榔头，斧头，棍棒，或是石头。
如果是刀，可以推断出单刃或是双刃，刀长和刀缘形状等。但是由于人体的肌肉纹路不一，如果是顺肌理割伤，伤口会显得长一些，而且比实际的刀身长；如果是横向肌理割伤，伤口看起来会比凶器小，国内有许多刑事解剖学家专门研究种种伤口及死因。
从刀伤的方向，警方还可以凶嫌行凶时的相对位置及其力道。刀伤的部位也可以作为剖绘凶嫌的根据。如果伤口分散在不同的部位，很可能被害者曾与凶手打斗过；如果伤口的方向转移，很可能是死者曾经企图躲避或抵抗凶嫌的攻击；如果伤口都是顺同一方向，则有可能凶手出手密集，刀刀见血。
本案中，经过对比三位死者的伤口，安良认为他们都是被同一把刀刺死的。凶器大概是八寸长的单刃长刀。但是，刑警在屋内现场及附近多次搜寻，都找不到这把刀。追寻凶刀时，刑警都会先从厨房开始，因为凶嫌往往顺手拿厨房的菜刀行凶。而现在的家庭在购买刀具时往往购买一套，如果发现一套刀具中其中的一把不见了，即可推定失踪的这把刀与案件有关；侦查人员就可以与刀商联络，确定这把刀的具体规格。
刑警在刘光芬家的厨房清点刀具时，果然发现其中有一把较大的刀不见了。在房屋内外现场都没有找到任何刀具证据。安良推测凶嫌可能在离开刘光芬家后将凶刀丢在附近的路上，便决定展开大规模的户外搜索。
户外搜索有许多方法。有双格法，列队法，双重列队法，格状法，区域法等等，通常要视现场大小而定。
大家商量后决定采用列队法搜索，将搜索人员排成一条长队，几十位警员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搜查，除了警犬外，搜索队伍还用金属探测器与搜索棍来探路寻找。搜索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20厘米长的刀，倒是找到几百个啤酒罐，一百多个保险套，还有几把与案情无关的短刀。
地区有许多毒藤，生命力强，生长迅速，如果不小心接触到这些毒藤，皮肤会十分痒痛，而且要肿上好几个星期。安良刚开始查案时，毫不知情，结果碰上了几次，几年后他变成毒藤的专家，一看就能辨别出是哪一种毒藤。
搜索时，有些新人求功心，切不顾一切就往树丛里冲；吃过几次苦头后，他们学乖了，遇到树丛就差遣资历更浅的新菜鸟或在校的实习警员打前锋。后来大家都学乖了，要进行户外搜索时都穿带上厚手套和长靴。
经过屋内和屋外的搜索，刑警们都没有找到其他直接的线索。通常来说，案发的头三天，案件是一总“热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阶段；三天后就变成为“温案”；若一个月仍未破案，这宗案件就会变成“冷案”，所以在处理凶杀案时，头三天要全力以赴，尽可能投入最多的人力和资源。
但是三天后若有其他新案件，再加上未破旧案，都会分散人力和资源；因此在案件“降温”时，就必须调派人力和资源去处理其他案件，办案人员就会减少，破案压力却越来越大。过了一个月后，案件转为“冷案”，负责人员将会更少，届时上级就必须重新评估破案的几率了。
通常警方将破案几率分为10种等级。假如警方现场逮获现行犯，这种破案几率为100%，称为第1等几率。假如警方没有在现场逮捕凶嫌，但是有直接证人可以提供凶嫌的姓名和地址，警员可以轻而易举逮捕之，此为第2等几率。假如现场的证人不能提供凶嫌的姓名，但是证人提供凶嫌及汽车特征，车牌号码，或是银行，商店，加油站等机构的录影机录下了凶嫌汽机车牌照，此为第3等几率。
如果在现场采集到指纹，dna等重要证据线索，此为第4等几率；如果在现场找到其他证据，如脚印，香烟头，汽车轮胎印或其他能提供侦查方向的重要证据，此为第5等几率；如果在现场只找到微物证据如，纤维，毛发等，这些证据无法直接指出凶嫌，此为第6等几率。
如果现场只找到间接证据，如某些人作证嫌犯当天在案发现场附近等，此为第7等几率；如果警方只能从线民处获取到间接证据，大部分资料都是道听途说而来，此为第8等几率；警方手上只有很少的资料，如死因，或者只看到一个黑影等，此为第9等几率；如果在现场找不到任何科学证据，又无人证，整个案件毫无头绪，此为第10等几率。
假设案件几率在第1到第10等级，警方应该可以预期破案。如果是第十等几率的案件，往往很难破，除非凶嫌自白，主动认罪。在到达现场时，经过对现场和案件的整体了解后，我们首先会确定案件的破案几率，再来安排行动。
这个案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应属于第4、第5等的几率，有一些间接证据，但是仍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还必须利用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来进行侦查。
物证除了经过化验对比可以确定涉案凶嫌外，还可以作为破案的线索，刑事侦查人员常常以剖绘推理方法来缩小凶嫌范围。
剖绘推理的前身叫做现场重演法，在古时候，刑事侦查人员十分注重研究犯罪的行凶手法，认为每一个犯人在作案时都有一定的习惯行为，破案后将嫌犯带回现场，重演犯罪过程。这样，侦查可以学习到更多有关犯罪手法的知识。
这种注重犯案手法的侦查方法在农业社会很有用，但是随工业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高，作案手法也层出不穷，手法不同的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加。此外，人权意识提高，越来越多的律师都建议被告拒绝现场重演，因为现场重演就是无形中认罪。
因此，现场重演的侦查方法不再使用，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取而代之的是犯罪剖绘方法。
犯罪剖绘的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和心理学来协助确定侦查方向。以强奸案为例，根据犯罪统计的资料，强暴犯一般为16岁到39岁之间的男性，通常住在被害者住宅25里之内的地区；从强奸的方法和言语还可以推断出强暴犯的个人资料。但是法庭并不将犯罪剖绘的资料视为法庭上的证据，因为这种方法不算式的科学，其中涉及了多主观的猜测和推断。
80年代出现一种新式的侦查推理方法称为现场分析，主要重现场的痕迹证据，譬如，如何进入现场，又如何离开，并推测其作案手法。从脚印的长度及深度，我们可以判断嫌犯走路的速度，是否残障，有没有背负重物，以及身高体重比例等；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手印推断案犯的工作性质和习性癖好。
到了90年代，现场分析法进一步地改良为现场重建法。利用现场采集的科学证据，犯罪心理剖绘以及痕迹证据，综合推断整个案法过程以及凶嫌的犯案特征。同时还利用反物证方法来举证可疑对象不涉案的可能性，从而排除涉案对象；理清各项假设成立的或然率，从而找出侦查的方向。
安良分析现场物证以剖绘可能的嫌犯。在查看死者伤口时，他发现嫌犯杀人手法非常残忍，例如，张长寿身上被刺了30多刀，都在同一个部位。这种杀人方法可称为疯狂杀人法。从犯罪手法的剖绘来推断，如果30多刀都在相同的部位，通常有3种可能，第1种是出于报复心理，凶手急于泄愤报复，因而加重出手；第2种是同性恋情杀；第3种是吸毒者杀人，由于吸毒后行凶，神志不清，出手也很残忍。
张长寿是一位弱智残障，素来与世无争，不可能与人结仇，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他失明失聪，没有同性恋情人，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存在；所以我们推测凶手很可能是吸毒后行凶。
刘光芬被刺了27刀，周小惠被杀了14刀，从这些杀人手法来判断，凶手一定是个心恨手辣，年轻力壮的人，行凶时可能有共犯协助。
现场有冲洗过的痕迹，此外嫌犯还打开厨房和浴室的水龙头，试图湮没证据，显示出嫌犯很可能是智商不低，稍有教育及前科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