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

申时行不是混混，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