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八章绥靖不是博弈

从道义方面说来，法英两国政府，正象意大利政府那样，在制订支援芬兰的计划时，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本国人民对芬兰人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普通的，无私的，慷慨的。芬兰是一个小国，正在英勇地抵抗一个强大的邻邦的侵略，同时又是西方世界抵御以苏联为象征的**的前哨，所以有理由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另外，如果盟国政府也考虑到外交理由的话——尤其是在战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致于忽略这件事——那么，联合王国政府会知道援助芬兰不致使自己的信誉受到损害，只要它事先估计到，在帮助芬兰时，自己将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道义上的信任，因为美国是非常推祟芬兰人的(虽然美国从未想到为了芬兰而亲自出兵同苏联交战)。然而不幸的是，西欧盟国援助芬兰的计划一部分是出于种种不那么纯洁的政治上的考虑。盟国认为，营救芬兰这项正义的事业，可以给它们一个似是而非的籍口去封锁挪威领海内的航道，占领瑞典的铁矿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战线。芬兰可能会以一个小国，同时又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伙伴国家的地位，向挪威和瑞典求援，而挪威和瑞典方面也许会露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不愿为了帮助芬兰而甘冒风险。但是，西方盟国的那种含糊其词的、甚至或许令人不无猜疑的计谋，却使挪威和瑞典两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提供盟国正在要求的设备。英法两国既然标榜自己是为了维护小国的安全、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权利而同德国作战，那么，它们就实在不应该策划把挪威和瑞典这两个小国违背自己的意愿卷入战争，何况这两个小国并没有受到干扰，依然完整无损。法国人切望自己的国家不要成为战区，而指望另外在瑞典开辟一个战场，这种办法也是挺不合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英两国政府对于准备派兵到挪威和瑞典登陆的建议，万一遭到抵制，是否要用武力强行占领这两个中立国家的问题，彼此之间既然意见尚不一致，同时也没有获得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登陆的建议将受到抵制——自然，要是挪威和瑞典不准备放弃中立，免得日后招致德国理所当然的报复，它们是会抵制这些建议的——那么，法英政府仍然推行这些在道义上可疑的计划，即使推行的速度慢得象乌龟爬行一样，就未免不合适了。

在俄芬战争的紧要关头采取这种笨拙的做法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也普遍反映在英国的国内战线上。在“假战争”时期，英国民众的心情反映在政府的折衷政策上。食品几乎没有实行配给，衣着就更不必说了。在这个时期，他们听任从海外进口的主要商品的库存量减少，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象上次那样，德国潜艇的封锁不会再造成严重威胁，他们认为，英国手中的船舶将足够应付战时的需要。在1940年夏天以前，对进口的控制很不严格，结果，使宝贵的货舱竟被在战时作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所占据。与此同时，扩大工业生产以及把民用生产转变为军需品生产的工作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在1940年4月，英国尚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在同一时期，联合王国的军费总额中，只有不到半数来自税收。如果真正预料到这次战争将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持久竞赛，而不是象上次大战那样成为国际间一场大决战的话，那么，英国在经济工作中这种敷衍塞责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英国政府这种因循苟安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过认真的批评。

在英国下院偶尔表露出不安情绪的同时，英国民意研究所——一个非官方的从事实地调查的机构——曾举办过一系列民意测验，说明直到那时为止，大多数英国人对政府的这种指导战争的方针是满意的。按照1939年12月针对这个问题而举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百分之六十一表示满意，百分之十八表示不满意，百分之十对所争论的问题不表示意见，百分之十一认为应当停止这场战争。至于英国人对张伯伦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这种涉及个人的问题几次每月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1939年开战以来的四个月里，赞成张伯伦的人数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到百分之六十八之间，而在开战以前的最后十个月的和平日子里，赞成他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1939年12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询问选民将选择张伯伦还是选择丘吉尔为首相，测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个时候，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张伯伦，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赞成丘吉尔，百分之十八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示意见。按照在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前夕所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假如张伯伦引退的话，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将选择艾登来继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将选择丘吉尔来继任。可是，即使根据同一表示民意的方法，丘吉尔的声望也已经在上升，而张伯伦的声望则在下降。1939年11月是张伯伦最得人心的时候，当时拥护他的人估计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八。到12月，这个百分比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四，1940年1月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

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可能偏高偏低，但是还是符合当时居住在英国和在英国工作的人们的主观想法。在1940年4月9日以前，从表面上几乎仍然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一旦英国人的看法起了彻底的变化，他们马上就会发挥出潜在的活力；但是，回顾起来，在“假战争”期间，表示张伯伦声望高低的统计曲线，如民意测验的结果所说明的那样，可以看作是大难当头时将要发出的那股潜在力量的指标。当战争爆发时，这条曲线显著上升，表示了人民对张伯伦最后作出决定要进行抵抗感到宽慰。到了12月和1月，这条。曲线又明显地下降，表明了他们对张伯伦感到失望。因为他的立场毕竟不是非常坚定的。这件事说明了，张伯伦在满足英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时，并没有把他们心底里真正希望的，但是还没有公开谈出来的东西给他们。

5月27日晚间，在已经知道比利时即将投降时，法国内阁讨论了最后一些劝诱墨索里尼的方法。会议以后，达拉第(5月19日以后曾任外交部长)在一些亲意的同僚怂恿之下，起草了给弗朗索瓦-蓬塞的指示，表示愿意把法属索马里兰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给予意大利，调整突尼斯-利比亚边界线，割让法属赤道非洲毗连利比亚的一大片土地，并对规定突尼斯意侨地位的法令予以广泛的修改。当时正担任外交部秘书长的夏尔-鲁，劝达拉第采用稍为稳健一点的草案，他和雷诺都坚决主张，要同英国政府磋商。于是，法国就向英国提出由英、法两国作出一些让步的建议，这个建议不象原先的法国草案那样把进入贝宁湾的通路让给意大利，但是丘吉尔根本不愿这样做。丘吉尔认为，这个建议并不会使墨索里尼满足，而一旦提出以后，却再也收不回了。丘吉尔还认为，何况这也不是邀请意大利来出面调停的时候，因为希特勒太过于自信他将大获全胜，决不会接受调停，同时，与意大利接近，还将对盟国的士气产生危险的后果。可是，甚至在这以后，法国政府在5月31日仍向意大利发出了照会，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且表明，法国在仍然忠于它的盟约和义务的同时，愿意“竭诚欢迎”任何有助于处理地中海纠纷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是在德?蒙齐和肖当(当时任副总理)的怂恿之下制订的，在德?蒙齐为这份照会所拟的草稿中，法国表示愿意“支持”任何解决地中海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如德?蒙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是暗指既要法国也要英国作出让步。英国政府否认同这个建议有关系；而墨索里尼则不屑给予任何答复。

墨索里尼在5月15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到那个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26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6月的下半月进军；到28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6月10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他打算在6月5日或者5日以后宣战。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月30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于是墨索里尼提议6月10日。到2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5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10日才能完成，因此，在10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象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路，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时间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1940年6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唯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象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十八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十九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1849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1940年6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象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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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这时转移到了意大利如何保护一个个东欧国家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意大利同苏联的关系在秋季已经恶化了；确实，齐亚诺自称他曾不遗余力使这种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造成同德国的不和。报纸上，尤其是在反德的《帕达诺邮报》上，不时发表怀有敌意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流露出墨索里尼对11月6日的共产国际宣言中某些对意大利的贬词感到不快。可是，德国人却经常不断地在向意大利人证明，他们自己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有道理的，并且试图通过在罗马进行宣传，来促进意-苏关系的改善。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报告，到早春时墨索里尼已愿意同俄国言归于好，而舒伦堡(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则推测，莫洛托夫可能也欢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不久以后，公众对于苏联进攻芬兰所表现的真正的义愤，在示威游行中得到了半官方的支持，身穿制服的法西斯党员也参加了游行，这个场合给人以方便，既发泄反俄的感情，又发泄主张干涉和反对德国的感情。新任的苏联大使戈列尔金原定在12月12日呈递国书，但在11日就离开了罗马，齐亚诺也在28日召回了意大利驻莫斯科的大使奥古斯托?罗索。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敌对行动，继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新年。1939年2月7日订立的结算协定，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执行了下去，但是把这个协定展期的谈判，却迟迟不举行，而芬-苏战争一开始，俄国供应意大利的石油也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