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章首尾两端
经济上的倾轧是意大利同盟国疏远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意大利政府似乎便表明，如果要它在东南欧和地中海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那就必须给它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盟国给予它的一种鼓励，便是向意大利的厂商大批订货。1939年9月12日签订的圣雷莫协定，是瞒着德国的，为法国在意大利购买机床、炸药、飞机、飞机发动机及纺织品、军装、长统靴开了方便之门。9月20日，齐亚诺同意举行意-法商务谈判。英国政府则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军用设备，包括军服、长统靴和毯子。两个盟国开头都以原料来支付定货的款项。1939年10月27日的英-意协定，规定设立一个联合常务委员会，来考虑进行经济合作的方法。
德国政府对意大利运货给盟国屡次提出抗议。在此期间，意-德之间的贸易本身却进行得不十分顺利。从第一个星期起，德国的政策是把那些对德国自己的作战努力极为重要的产品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并利用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这种地位是由盟国在制订封锁政策时经过仔细考虑后予以承认的)，要它换船转运这时因受到封锁而不能从其他中立国家进口的重要原料。德国外交部经济处的克洛迪乌斯，立刻被派到罗马去执行这些政策。意大利人曾提出过抗议，认为他们的船只在通过封锁线时要遭受到危险，可是，在压力之下，他们只好答应合作。这种安排必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对意大利更为严重不利的却是，德国交付的煤减少了。意大利每年需要进口的煤为一千二百万吨至一千三百万吨，在1935-1936年度以前，英国是它的主要供应者，而在1938年间，它从德国和奥地利进口了七百万吨，从波兰进口了一百六十万吨，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五十四万吨；其中只有二百五十万吨是陆运的。总之，能用这种方法来运输的数量，受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区铁路运输能力的限制，在战时，更由于提供所需车皮数有困难而受到限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多得出乎意外的煤，居然从德国经过瑞士运到了意大利。)因此，供应意大利的煤主要靠海运，而海运这时却似乎受到了盟国封锁的威胁。里宾特洛甫在11月27日曾指示马肯森向意大利人建议用海军为运煤船护航，但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又匆匆撤销了这个指示。不管怎样，意大利人是不愿意拿他们的船去冒风险的，不料结果竟会得到盟国同意，让他们用自己的货轮到鹿特丹去装运德国的煤，直到1940年2月底此项让步由于英-意贸易谈判破裂而被撤销为止。
德国人在1940年1-2月间借每年举行谈判以延长贸易协定期限的机会，要求意大利供应更多的铜、**、水银，甚至还有铁路车辆和机动车辆。他们还想把意大利排挤出巴尔干市场，并想代表那些刚刚自愿返回德国的南蒂罗尔人要求大笔的赔偿。当意大利的谈判代表仅此一次提出某些异议时，墨索里尼亲自出面干涉，要他们同意供给三千五百吨铜(当时意大利人自己连煮菜锅子也在进行登记，以备征收废铜之用)，并且下令征收一千五百吨**。2月第四号秘密议定书”)，着重指出德国有艰巨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应在1940年向意大利供应煤一千二百万吨。
事情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3月10日，里宾特洛甫以两天前的通知到了罗马，带去了对方期待已久的希特勒给墨索里尼1月3日去信的复信。希特勒表明他决心同西方国家打到底，坚持要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里宾特洛甫在10日同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会谈时，详尽地阐述了他的主子的理由，对煤的禁运表示愤慨，并答应每月通过陆运向意大利供应一百万吨德国煤，主要用德国的卡车装运。他还暗示了其他经济上的好处。他详细地谈论不可能同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法、美三国的财阀——谈判和平；他说，希特勒自豪地讲过，要在秋季以前打败法军，并把英国人赶出法国。
墨索里尼对这些议论的反应是引人注目的。里宾特洛甫本来只希望能劝阻墨索里尼不要从保守友好的中立转而同民主国家合作，但是连他也感到意外的是，谈到末了，墨索里尼突然承认，希特勒可能完全是正确的，并安排在次日下午再度会见，好让他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在这第二次会见时，墨索里尼谈到介入战争的问题，把介入的时间从早先历次声明中含糊其词的“日后”，大大地提前到“年内”，因为他谈到，要在4月份征召海军后备役军人十五万名，5月份把常备军增加到二百万人，谈到要号召他本国同胞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以争取公众的舆论(不久以后，一等到德国的进攻发给他信号，他就把所有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使里宾特洛甫显然感到宽慰和满意的是，墨索里尼表明，意大利不是在德国胜利前进的时候介入，便是在它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介入(后面这种可能性自然“完全是假设的”)。墨索里尼流露出，他想打一场“并行的战争”来解决意大利自身的问题，一面再三说，他打算除了那些不能用于战争的原料之外，什么也不卖给英国。他为里宾特洛甫在两次会谈中谈到俄国的话大大地改变了初衷，甚至表示愿同俄国恢复关系，只要苏联政府否认对巴尔干有企图就行；他默认德国的观点，觉得芬、苏媾和及日、苏言归于好是合乎需要的。为了再接再厉地扩大这次意料不到的成功，里宾特洛甫当下就安排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再度在勃伦纳山口会见，并且暗示，甚至在德国发动攻势以前，意大利通过来取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有可能把盟国的军队从西线引开。
里宾特洛甫在3月11日对梵蒂冈的访问却不那么成功。当时谣传，他曾请求教皇支持德国的一项和平建议，但是现在似乎并无证据能说明这一点。从报道这次会见的各种消息中，显然可以看出，在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时，教皇对天主教徒在德国和波兰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满，而国务卿马利奥内红衣主教的批评则更开门见山，使里宾特洛甫几乎在会见的中途退席。
勃伦纳山口的会见起初打算在3月19日以后举行，但在里宾特洛甫回到柏林后，却提前到18日。正象齐亚诺先前那样，墨索里尼也被希特勒玩弄军事统计数字哄骗得目眩神迷，他答应，一俟德国的进攻造成一个有利的形势，意大利就立刻介入战争。如果德国人推进得不十分迅速，那么他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采取行动。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附带也警告对方，不要过早地采取行动。会谈的记录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的秘密。保罗?施密特(德国外交部的正式译员)只说起，有过一些不是专门提出的建议，谈到在联合作战时的战略问题，其中也许包括在贝尔福隘口的作战计划。
尽管意大利政府力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表示它的态度仍然不变，但是在罗马和勃伦纳的会谈确实标志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墨索里尼先前固然考虑过介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当着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的面，他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过态。显然，在1940年1月和2月这段时间内，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在等待着，不是德国发动进攻，就是希特勒对他自己提出的放弃这场进攻的建议作出一些反应。德国人的敌意越来越叫人害怕；意大利驻柏林武官的一份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德国人蔑视“意大利的第二次背叛”，谈到了德**队热衷于向南进军，但是这份报告产生的效果，可能正同预料相反。与此同时，盟国的经济压力也使墨索里尼左右为难；他不是必须冒经济崩溃的危险，就是必须向盟国让步，从而立刻引起德国反对，在遇到这种局面时，他总是被迫起而反抗，而不是低头屈服。这件事也许给人们一些暗示来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为什么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6日感觉到，墨索里尼正由于某些巨大的烦恼在**上和精神上都受着折磨，而在韦尔斯于3月16日再度访问威尼斯宫时，却不再有这种感觉的缘故了。
不过，墨索里尼仍然假装认为意大利保留着一些行动的自由，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同意被绞死的人，但是得有条件，要由他自己来选择吊在哪一棵树上被绞死。他甚至想到再度努力劝使希特勒放弃春季攻势。他在3月31日的秘密备忘录中慎重地主张，要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或是盟国要想发动进攻，固然都办不到，而德国要想发动进攻，也未必可能，备忘录建议，意大利的介入战争(尽管是必要的)，应当在国家的荣誉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延迟。备忘录也详述了意大利进行一次并行的战争的好处。
法西斯党想假装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并未改变意大利的态度，但是不久就因事态发展而真相大白。“轴心”这个字眼在报纸上绝迹了六个月以后，又重新出现。备战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包括国内动员法的颁布，这条法令使政府对平民和对财产的所有权拥有了更广泛的权力。这一趋势并不因为盟国方面新采取了一系列的友好表示而被制止。3月15日，英国财政部的E?W?普莱费尔奉派到罗马，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议，要把一切战争物资的贸易都排除在外。25日，雷诺(刚接任总理后)专门安排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作了一次会见，告诉后者，意大利在欧洲扩张势力肯定也有利于法国。3月27日，弗朗索瓦-蓬塞作了一个非官方的暗示，说法国可能割让吉布提。但是墨索里尼却象迦流一样，“对这些事概不关心”。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丁利从张伯伦处带来另一封表示亲善的信件时(齐亚诺说，“这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得不到答复的信件之一”)，墨索里尼关照齐亚诺回答说，意大利将只同意传达那些切实可行的和平建议，否则它就将站在德国一边。
4月9日，墨索里尼一觉醒来，发现德国已在夜间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虽然德**队这次不光采地渡过斯堪的纳维亚领海，事先没有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但是这位“领袖”开头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仍然非常热心；不过，他迟至11日才答复希特勒(也许他想等着看看，德国人是否能在斯堪的纳维亚站得住脚)。在这封信上以及接着在4月18日和5月2日的两封信上，他大大地表示了一番祝贺，并详述他自己的备战工作进展迅速，以及意大利对盟国的敌意增长。他在4月26日打电话给希特勒，建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纳尔维克，并建议到该月月底前暂时放松宣传战，这些建议可能反映出他是在怀疑这场仗究竟能打赢到什么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在挪威战役期间，意大利政府的态度变得不再是不交战，而是处于交战前的状态，“交战前”这个字眼在5月8日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确曾出现过。
重新动员的工作在3月初已经开始，其中包括把冬季休假的三十万人召回，到4月份又进了一步，征召了海军后备役军人，并为陆军征召了更多的士兵，不过，这仍然不是总动员。军队得到了八十亿里拉的追加拨款，半数用于1939-1940年度，半数用于1940-1941年度。墨索里尼这时候主要关心的似乎是制造舆论。4月21日，他自己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演说，并向法西斯党的高级干部讲话，以及19日《意大利**》发表用意明显的社论之前和之后，都得到了他的尉级军官的支持，在报刊和广播中加强了宣传。法西斯的宣传除了提出一些关于“帝国的命运”、“打破牢笼”、“封锁的窒息”等夸张的口号以外，明显地着重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它着重宣传了盟国的虚弱，也同样尖锐地提出，是盟国使意大利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挫折。它提醒意大利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敢于在一场重组欧洲的斗争面前，不是袖手旁观；和事佬除了被斗争的双方狠狠地揍一顿，还能指望有什么更好的下场呢；没有哪个国家单靠标榜中立就能使自己不成为战场。齐亚诺的代言人安萨多(里窝那《电讯报》的编辑)在4月14日对军队的广播中甚至宣称，意大利应当“自己吹起号角”，而不要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象挪威那样遭到入侵，他在21日又宣称，不管别人怎样许诺，意大利唯独依靠军事实力方能跻身于战胜者之列，而战败者则将沦落到中国苦力那样的地步。
1939年8月间支持中立的法西斯领袖们，这时一个个改变立场，加入这一宣传行列，格朗迪(前任驻伦敦大使)于4月27日在议院发言，博塔伊(教育大臣)在《法西斯评论》的5月号上发表文章，齐亚诺本人于5月19日先后在克雷莫纳(同那个以亲德而闻名的法里纳契一起)和在米兰的讲话。据齐亚诺自己说，直到5月13日，他才完全放弃了意大利或许仍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希望。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反德的情绪和对介入战争的忧虑。他当时并不讳言自己抱有这种观点，据说墨索里尼曾警告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至于说要他自动地提出辞呈，这样的事(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简直从未有过。因此，在那年早些时候，当巴尔波元帅和意大利国王暗示，他们准备同他一起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介入战争时，齐亚诺就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不知是否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到反应的缘故，国王远远不象人们曾经期待他的那样卖力地去防止战争。他始终对德国有怀疑，也意识到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软弱，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以牺牲法国来扩张领土并无顾忌。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纯粹属于内政问题以外，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意大利一参战，墨索里尼就实现了取得这个指挥权的夙愿，但是国王保留的特权，仍然比原先打算给他的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