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九章说不怕是假的

大多数非侵略国，尤其是英法两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这种不干涉政策反映出一种趋向、一种愿望，那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干它们的黑暗勾当，譬如说，不会妨碍日本卷入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或甚至对苏联的战争；又譬如说，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自己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现场。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

他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如下：

一、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国的利益……我们仍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二、我们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三、我们主张对遭受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四、我们不怕侵略者的恫吓，决计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联领土的战争贩子。……

苏联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所依靠的是：

1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我们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我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友谊；

4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自己的和平政策；

6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

7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国家的明智态度……。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继续奉行维护和平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的政策；

2保持谨慎，决不让那些战争贩子把我国拖进冲突……；

3尽一切力量加强我国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

4加强我国同珍视和平友好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友谊。

美联社的代表报道说，斯大林的强烈谴责那种想使苏联卷进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勾当，已经在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引起了关于德俄两国和解可能性的议论。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并没有以这种可能性来警告他的政府，不过他要它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即斯大林提到“法西斯侵略者”时的口气并不象他提到“所谓民主国家”时那样的强硬。西兹还引出这样一个教训：英国“国内那些天真的人们”过去以为斯大林只是在等待邀请他参加西方民主国家行列的请帖，现在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斯大林对他的党的告诫了——那就是决不要让苏联“被战争贩子拉进冲突里去”。然而，至少有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虽然他已不再驻在莫斯科——从斯大林的演说中看到他在一年前所表示的担心已得到证实，那时西方大国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德国并吞奥地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这位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那时他在布鲁塞尔)在其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演说意味着“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说，苏联人对于‘不现实的’反对侵略者一事已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我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戴维斯在3月21日给参议员基?皮特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希特勒正在破釜沉舟地力图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法醒悟过来，我担心他将会成功的。”

斯大林在联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五天，德**队拿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进入了布拉格。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就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掉一事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算是同西方国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它还参预了最初几次外交方面的交换意见，这也就是英法两国为了反对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而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的序幕。此事在前面的一章中已作了叙述，这里只需要再提一下的是，俄国为响应西方第一次提出的新的外交方针，在3月18日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这就不能不在俄国人的心中重新引起愤懑和怀疑(这原是1938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西方对待苏联的态度所造成的，而且斯大林在3月10日也公开这么表示过)。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西方政府集中精力同当时看来正处在大难临头危险中的东欧各小国打交道，而在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的谈判中又不把俄国人当作主角看待，这就进一步得罪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被抛在一边一事，李维诺夫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而英国外交部却回答说，他埋怨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对他在伦敦的代表迈斯基“在每个阶段都打过招呼”。

英国打算在3月底派一位大臣到莫斯科去，这样就可望把由于上述原因而笼罩在英苏关系上的乌云驱散掉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位大臣在3月15日德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已取消了他在柏林停留的计划。派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后为赫德森子爵)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在3月下半月访问柏林、华沙和莫斯科一事早已安排定了。虽然后来放弃了访问柏林的计划，但计划中的其他地方都去了。赫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是在3月22日到莫斯科的；在这之前一天塔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曾经用指责的口气报道说，俄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已经被英国认为是不成熟的。赫德森公开宣布的促进英国和苏联之间贸易的目标被某些方面认为是其某种政治使命的烟幕弹，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果李维诺夫曾经希望同赫德森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他肯定是大失所望了。他和赫德森的确有过一两次谈话，但赫德森在谈到英国的政策时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的谈话范围也根本没有离开他们的主题——贸易关系。3月28日赫德森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提到了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意见分歧，希望这些分歧在伦敦的进一步谈判中将会获得解决。公报还提到“双方就国际政策友好地交换了看法”，表明俄英两国“在巩固和平方面的态度上有着共同之点”，并表示相信这种个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巩固苏英两国的关系和为解决和平问题而进行的国际合作”。遗憾的是，就连这个公报后来也变成了产生摩擦的新的根源，因为伦敦的外交部一直希望不要公开宣布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无疑是为了不要妨碍它同波兰的谈判，这项谈判当时正处于微妙阶段)。然而，当西兹去向李维诺夫转达此意时，他发现已经太迟了，已无法阻止公报的发表了。他这样做反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怀疑，认为英国的动机就是不希望使赫德森的访问带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就西方国家政府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一事而言，苏联政府事实上在4月中以前一直是被撇在一旁的。在那时提交给李维诺夫的新建议和以后双方的交换意见将在下文叙述。在4月15日收到英国新的建议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向德国进行了试探；但在三周之内莫洛托夫就接替李维诺夫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

也许李维诺夫已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他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还争取主动，作了最后一次的尝试，把副外交人员委员波将金派到英国外交在那里特别活跃的东欧和巴尔于各国首都去作一次亲善旅行。4月25日，波将金到了布加勒斯特，次日又到了索非亚。他在安卡拉停留了一个星期(4月28日至5月5日)，在5月7日和8日再度访问了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并在回国途中于第二次到布加勒斯特时见过他的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后来说，波将金在访问期间并没有做什么事，不过是散布了一些“安慰人的空话”，并表达了苏联对其近邻们的善意。加芬库还宣称，波将金特别对苏联向西方国家达成协议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并对苏联同轴心国可能和解的传闻进行辟谣，说这是德国为了阻挠英、法、俄三国谈判获得成功而采取的一个行动。

5月3日，当波将金在安卡拉的时候，他换了一个新上司的消息公布了。李维诺夫因“他本人请求”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已由莫洛托夫接任。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外交部当了八年的领导，在此期间，尽管有**意识形态和关于清洗的消息以及其他震撼西方的俄国国内事态的变动等问题从中作祟，他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国家在国际讲坛上的威望。的确，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可与塔列兰在1814年的那些成就相辉映。根据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李维诺夫的离开外交部显然是政策发生激烈变化的一个预兆。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象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当时，莫洛托夫的被任命以及它的含意，曾是使西方深感不安和纷纷揣测的主题；有一些观察家对这种变动也做了正确的解释。英国外交部则倾向于把这事看成是一个警告信号：斯大林可能认为孤立和完全中立(实际上这会对德国有利)要比与西方国家联合更为可取，不过它认为斯大林正在打算“和德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法国的外交界和官方倒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例如，库隆德勒5月7日从柏林写给巴黎的信中就曾警告他的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5月5日，弗朗索瓦-蓬塞在罗马也提醒他的英国同行说，斯大林“搞掉他(李维诺夫)是为了要同希特勒勾搭”——这种意见洛赖因却感到“难以接受”。5月20日，哈利法克斯往日内瓦途经巴黎同法国部长们碰头时，他问后者是否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俄德达成一项协议的严重危险就会发生。达拉第和博内回答说，这种危险“不能忽视，因为在德国有赞成这种和解的一派人。俄国的政策十分捉摸不定，很可能突然改变。”

但是，法国对德俄和解的恐惧使巴黎政府比以往更加迫切地想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英国政府也认为最好不要改变它的试图把苏联同自己的“和平阵线”挂起钩来的政策，虽然张伯伦及其部分同僚本来就带着几分厌恶来承认有必要向苏联递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必须同莫洛托夫这种人打交道，这就无疑更加深了这种厌恶感。苏联政府这方面则对西方及其卵翼下的国家保证说，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一样，将会执行原来的政策；但是对德国人说的却是另一种话。

1939年8月23至24日里宾特洛甫访问了莫斯科并签署了一项俄德互不侵犯公约，这件事使全世界都吃了一惊。但事实上，这股暗流在它突然涌出地面之前，已经在地下流了很长一段路程，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被掩盖得毫无破绽的。就俄国方面来说，权衡同德国改善关系的利弊得失这一过程，也许早在1938年秋天就已开始了，或者从那时起加快了速度，如果它开始得更早的活，因为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并深深感到西方国家在本质上是敌视苏联的。1938年10月，德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同意制止双方各自的报刊和宣传机构对对方领导人的攻击；在这年年底之前，德国人又主动扩大了俄德之间的贸易，并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

在1938年年初的几个月中举行了一连串关于德国向俄国提供贷款的谈判，以便使德国用本国的货物换取更多的俄国原材料。但是讨论陷入了僵局，终于在3月份中断。到了1938年11月，由于德国急需俄国的原材料，戈林只得要求为达成协议再作一次努力。于是决定在即将开始的关于德俄年度贸易协定展期的谈判中再次把贷款问题提出来。因此，当谈判在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的施努雷主持下于1938年圣诞节前在柏林开始时，德国人就问苏联政府是否准备增加原料供应，使1939年和1940年的每年供应总额达一亿德国马克(或者，如果可能，一亿五千万德国马克)。1939年1月10日，俄国新任驻柏林大使梅雷卡洛夫通知德国外交部说，他的政府在原则上准备根据德国的建议重开贷款的谈判，只是要求在莫斯科举行。德国政府拒绝派遣一个正式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但作为折中办法，同意在1月底让施努雷单独到那里去同俄国专家们建立接触并讨论贷款协定的基础。

1月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缓和的迹象都已显露出来了。1月12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学着拿破仑的姿态，走到梅雷卡洛夫面前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样子同他闲聊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小小的插曲自然成了梅雷卡洛夫在柏林的同行们议论的话题，同时也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视。在那里，波将金向波兰大使格尔祖鲍斯基提到这件事时，显然感到很满意。大约一星期后，《真理报》在显著位置不加评论地转载了伦敦《新闻纪事报》的一则关于德俄之间即将和解的报道。但是，在1月底出现了波折。同时也主持同波兰人进行贸易谈判的施努雷，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前往华沙，打算在那里停留几天后再乘火车去莫斯科。他的这个打算是瞒不过他的东道主的，而波兰人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加以保密(早在半个月前，李维诺夫就警告过波兰人要赶快同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以便阻止“德国的图谋”)。结果，法国报纸把施努雷将去莫斯科访问一事当作一件政治上的大事报道出来了。伦敦《每日先驱报》1月25日也报道，有一个德国贸易代表团正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其目的与其说在于贸易，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1月28日，德国外交部从华沙召回施努雷，并取消了他对莫斯科的访问。表面上说是“另有未预料到的紧急任务需要他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