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淸楚学的真实内容，而信奉程学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曾道：“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

赵忱有些奇怪道：“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杨炎道：“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修行之德，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非圣贤而即禽兽，內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从大道理来说，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

赵忱笑道：“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又有什么不好吗？”

杨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古往今来，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贪生怕死，贪财好利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唯有动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观点，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是可以值得称道，但作为整个朝廷，天下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罢了”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替变化，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

赵忱沉吟了片刻，尽管从传统的思想和说法都把上三代说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而且把“德比尧舜”做为对皇帝的最高评价但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清楚，所谓的上三代其实像是一个传说，既没有有据可查的史料记录，也没有可以证明实物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许多上三代的故事来，在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几乎达到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像是神话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但［史记］写成的年代，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在［史记］中记载的上三代，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汉以来，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曾自比为唐太宗，而王安石却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极唐太宗”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杨炎接着道：“而陈同甫之说，却是切中实际，针对时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复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行霸者之道，求实利于天下”

赵忱点点头，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统一，社稷太平，讲讲道德论论天理，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不进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说法，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克己复礼，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天下归仁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不仅赵忱不信，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只有倡农桑之厚、矿山之产、商贾之利以资国用，治兵甲，选将材，修城池，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才是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

赵忱又问道：“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如果凡事不论道德，只问后果，不计手段，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诚如陈博良所言，便是‘上无兢畏之君’了”

杨炎摇摇头道：“陈博良所说的，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只在于能不能坚守，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何况陈同甫所说，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为所欲所而是不能放开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赵忱又问道：“那么按姐夫的说法，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又当如何来选呢？”

杨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弑兄逼父而上位，从道徳层面上来，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却能够开明致治，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以选材，薄赋敛以养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国家太平，天下大稔，百姓安居乐业，蕃夷朝圣来供才有贞观大治故此唐太宗虽然失德，失的却是李氏一家之小德，而求利却是大利于天下百姓，故此仍可称为一代贤明之君试问如果这样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是“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赵忱又点点头，也许唐太宗在道德上，还有指责的地方，但他所建立的功业确实以经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一个标尺，事实上在唐太宗之后，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对于赵忱来说，能够做到唐太宗那个地步，以经就能够满意了，至于尧舜禹汤，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