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张玉宇身上？”
曾棋还没有反应过来，许心素已经明白了，疑惑地摇摇头说：“着张先生是我们的老客户，没理由出卖我们，况且这对他来说丝毫好处都没有……”
尹峰摇摇头：“不，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一则是出卖我们商船的机密对他么有好处，二则是浙江官府方面的文件可证明，他也被抓起来了，那么这事应该不是他出卖的。如果不是我们内部有内鬼，那么就是张玉宇身边人或者他的合伙人、一齐出海的同伴中有人出卖了他。许老弟，你对大陆各省份情况较熟，对福建各家商户也熟悉，你还是重新接管内地贸易吧，把日本方面的贸易移交给琉球的陈衷纪来管理。回去后，立刻把被浙江水师抓获的船只情况调查清楚：有哪些商人搭乘、船长、水手情况等等……”
尹峰的直觉是穿越前记者生涯培养出来的分析能力所赐，也是由于他比较擅长把握全局观。他的直觉很快得到了证实。
尹峰的新兴号不得不在浙江沿海掉头时，李丽华满眼惆怅地址望着碧绿的人浙江海岸线。尹峰叹口气，愧疚地说：“阿丽，让你失望了，本来想带你看看我的老家杭州和那美丽西湖，现在看来，这一年半载我们是去不了杭州了。”
新兴号在返航途中在浙江南部沿海遇到了第二舰队的主力战舰飞狼号等大队人马。舰队指挥上校麦大海几乎把舰队八成的力量全带了出来。随行的有林跃和罗阿泉的特种营部队，打算万一尹峰出事就动用武力。
当尹峰回到台湾港时，各地的消息迅速反馈回来了。由于林跃等人及时用飞鸽传信通知了杭州华兴联号的人员，股东大会的筹办立刻停止了，大部分参与会议的股东及时得到通知，在沈有容派兵封锁杭州城之前离开或者潜伏起来了。不过，几个比较高调的股东被官府抓住了，包括了尹峰最早的生意伙伴，第一批成为股东的商人之一福建商人杨才蒲；还有就是留恋在西子湖边烟花柳巷，没有及时离开杭州的叶成皋，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侄儿，与几名北方商人同时被抓。
浙江各地同时开始了针对中华公司的抓捕，除杭州外，宁波、台州、温州等地都有中华公司的职员和合伙商人以通倭的名义被抓。
通过林跃商情部和许心素发动人脉努力调查，很快事情的起因已经有了大致的眉目。向官府举报的告密者应该就是余姚谢家的人。他们本来是张玉宇的合伙人，对张玉宇的船只航行线路、经过日期了如指掌。
实际上有泉州湾到倭国的航路早就有船在跑了，官兵水师并非完全不知情，只是这些线路上的船和货，很多都有浙江沿海官军内部人士的份额，因此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时没人会认真去查缉这些商船。
但是，华天公司的一名头目是余姚谢家的养子，原先专跑南洋贸易的；袁进、李忠通过谢家养子和谢家勾搭上关系，而这谢家对尹峰和中华公司垄断海路早就不满了，因此就把张玉宇告发了。
余姚谢家可不是什么普通商家，相传谢氏原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有明一代余姚谢家更是一连出了三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谢迁这类名动朝野的实权人物。凭借着朝中势力，谢氏很快成为了浙闽地区较大的中间商之一，他们在交易中经常压低价格，并且长期拖欠货款。关键在于谢家所处的人地位和我权势，使得官府和我普通商人根本无法追究他们的人责任。
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以及中国的海商集团多次上谢家催要货款都遭到了他们的回绝，甚至以报官相要挟。如果换成是内地商帮、亦或是某个地方小吏也许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眼前那些航行在海上的中外国际商人对于这种以权凌弱的行为并不接受，同时大明王朝政府不会保护这种“走私贸易”，因此中外海商们习惯性以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私了，所以就上岸血洗了谢庄，并且在杀人劫财之后扬长而去。余姚地方官震惊之余，也不敢向上峰报告实情，笼统地衣倭寇来袭报知朝廷，朝廷因此下达严格的海禁政策，殃及了大批靠海为生的私商，造成了此后绵延万里海疆、旷日持久的嘉靖年间“倭寇”大骚动。
实际上，嘉靖大倭寇风波也可以说就是这些官商权宦勾结闹出来的。
如今谢家元气刚刚恢复不久，又参与到了海外贸易中来。他们对尹峰的垄断海路行为非常不满，因此和华天公司勾结在一起，一口气举报了杭州、台州、温州、福州、泉州、漳州、潮州、广州等多处海港的商人通倭行为。
谢家参与张玉宇的通倭贸易已经三年了，和中华公司合作贸易也已经两年了，对中华公司的的海外贸易情况知道得不少。尹峰创建中华联合公司初期，就是敞开大门吸引各家商人参与的，并没有拒绝谢家或者福建总兵朱文达、浙江宁绍参将罗庆这样的官方背景的人参与，虽然有借助他们的权力作保护伞的意识，但是一切贸易往来必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特别是钱庄**号创建后，改变了大明商人之间贸易往来支付款的人习惯，那些官商想拖欠货款或者赖账都有明文可查了。
尹峰坚持要垄断海路，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那些官商们乱来，万一发生经济纠纷，可以用掐断这些人的贸易线路来逼迫他们遵守规矩。
然而，谢家也好、朱文达也好，海外贸易仅仅是会下金蛋的鸡，而且是手头很多只鸡之一；他们仅靠收受贿赂和保护费就可以发财了，海外贸易不过是锦上添花，更何况还有广阔的人国内市场可以赚钱。
因此，在华天公司的答应到时可以出让一部分海外商路的人怂恿下，余姚谢家首先发难了，不惜搭上自己家的一部分货物，硬是举报了解张玉宇等人的商船。对于谢家来说，搭上一个无血缘关系的养子和一些货物，根本不伤元气。他们想着万一能由此打破中华公司的航路垄断，不再受中华公司的诸多规矩约束，谢家凭借着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至少可以成为浙江、南京等地最大的中间商，为所欲为了。
本代谢家家主谢元本身不过是秀才出身，不过他的家族之中在京师为官的有十几人，在各地为地方官的也有十几人，朝廷上下姻亲同学亲戚连绵不断，蔓延全国各地。可谓手眼通天。
浙江通倭大案还涉及了叶向高，作为东林一份子，他立刻遭到浙党、楚党等级诸多官僚派别攻击-这其中就有余姚谢家的人。
叶向高很尴尬：当时,一些走私海商为了逃避检查,也有冒充叶家人的,然而这次在杭州被抓的叶成皋是货真价实的叶家人。
还好，中华公司并没有把股东名单泄露出去，叶成皋本身也没有把柄落在官府手中，在福建巡抚衙门出面作保后被释放了。福建巡抚丁继嗣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一手提拔的，此番出面保护叶成皋，也在情理之中。
叶向高为此专门写信给福建巡抚丁继嗣,要求地方当局严查,“通倭一事前已备陈,且闻有冒弟家名色者,故弟不得不言,昨浙中两台亦有捕获条陈,其意殊望邻邦共为协力,今亦下部,必当覆行也！”
这封信作为公文刊登在京师邸报，这是叶向高有意所为，表示自己和通倭事件划清界线，毫无关系。为了平息敌对派别的舆论攻击，叶向高只有表现出比攻击者更加激进的态度来，才能表明自己的人清白。
正当尹峰连续几日聚集公司大股东召开董事会，商议如何营救那些被官府抓获的股东时，京师传来了解更加惊人的消息。
许心素的手下和林跃商情部搞来的最新邸报抄本上，大明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嘉靖倭乱”的惨痛教训,对日益繁荣的通倭走私贸易非常担忧,已经指示福建当局要厉行禁止,他在给福建当局的信中说:“惟是通倭一事,利害最大,初间犹是奸氓射利罔,今良民亦为之积渐不止,非但倭能祸闽,即闽人皆倭矣。为今之际，唯有严厉海禁，方有转机……”
“闽人皆倭！这简直是诛心之论啊！”尹峰冷笑地看着这份邸报，有意无意地抬眼看了曾棋一眼，不久前还主张和叶向高直接接触的老爷子颇为尴尬地看着屋顶。尹峰无奈地把邸报传给李丽华说：“大家都是看看吧。很明显，朝廷不仅仅是要掀起通倭大狱了，这是要开始严厉执行海禁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尹峰正在内心中感叹：最终自己还是走到这一步了，王直等前辈都是死在这条路上的。
虽然中华公司盈利点包括了钱庄**号、国内丝绸贸易、台湾岛农产品贸易等，但是主要赚钱的项目就是海外贸易。海禁政策如果严厉执行起来，中华公司就是死路一条了，除非立刻和朝廷翻脸，扯起造反大旗。
可是，大明朝虽然已经摇摇欲坠，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明朝的统治基础尚未动摇，国内还没有大乱，外部也没有强敌（努尔哈赤还没造反呢）。以明朝举国之力，虽然灭不了掌握了制海权的中华公司，但是拖也能拖死尹峰了。只要中华公司不能顺利拿到大陆上的货物，无法顺利做成贸易，不能把海外白银运入内地，那么资金周转问题迟早会发生，也就无法维持膨大的“超现代化”军队，迟早会被西洋人、倭人、朝廷围攻，彻底完蛋。
尹峰苦恼地说：“余姚谢家那些官商可以不靠海外贸易发财，可我们公司、浙闽粤等地沿海商人不行，我们都不能停止海外贸易；杭嘉湖那些丝绸商人失去我们这个海外市场，可以去内地寻找客户，可是我们必须要求去他们这里拿货。……总之，万一海禁政策严厉起来，我们中华公司就是面临着生死抉择。”
曾棋苦涩地说：“要不就是和王直、李光头那样去陆地上抢货物，公开和朝廷对抗；要不就是维持现状，慢慢等死……”
尹峰苦笑：“岳父大人，你算是明白过来了；我们和朝廷之间，是有着根本性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