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叔伸手一指坐在我身旁的含炯，我和独孤璞立马反应过来：原来燕叔是想借含炯的父亲——即我的岳父老泰山方唯清的势力，去弄一把‘麦德森轻机枪’。独孤璞立即点头同意，我却有点儿犹豫不决：因为只要含炯一回家，我的行踪就会被方家人知道，祖父给我订下的婚约到现在仍然有效，假若方家人执意要我与方含琢成婚，我和静玉的事就算彻底告吹了——四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是断然不会让静玉做我小妾的。我沉默不语，坐在石凳伤思前想后，有两株香的工夫也没做出决定来，眼前的含炯不能扔下不管，但方含琢我也实在不想娶回家门。

“此言怎讲？”，我不解的问。

我站在原地想了半天，道理的确如独孤璞所言，我便不再犹豫，和他一同回到正厅拍板决定。燕叔闻听结果当然很高兴，含炯听说能够回家见到爹娘也是乐的不行。燕叔命人收拾茶具，从墙壁的暗格里取出地图摆在石桌上研究——做他这一行的，地图必须要比观山先生还要精密才能在盗墓中有所斩获。众人围在桌子跟前，一齐就走水路还是陆路的问题开始讨论起来：水路关卡较少，相对安全一些，但是速度慢、路程远；陆路关卡多，我们又被通缉，相对危险，但是速度快、路程近。经过燕叔和独孤璞的权衡利弊，终于制订了最后方案：去时走水路，回来走陆路——大清国是一个内陆国家，水路稽查并不发达，加之陆路水路官员不和，相互推诿责任，就兵力部署和关卡重视程度而言，通缉令到达水军的速度肯定要远远迟于陆路；而云南一行往返需要花去近半年时间，等水路接到通缉令时，陆路又会因为通缉时间过长而疏于防范，此时再从陆路折回则容易了很多。听了燕叔的计划，我在心中不禁对他愈发崇拜。

大事商量已毕，燕叔给我们三人安顿了一间整洁的大屋，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燕叔和独孤璞首先遣下人照应女眷和小孩儿，回老家暂避风头。全家老小，连收拾带解释原因，折腾了一整天才完事儿。到了晚上，我们几个男人又聚在一起，大酒大肉地吃喝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早晨，燕叔和独孤璞化了装，带了银票出外联系去云南的船只，我和含炯再家里等信儿。在家足足等了有半个多月，燕叔才回来接我们，让我们准备明天乔装改扮出发，由蓟县中转，再折回塘沽港口登船。我和含炯欣然同意，第二天燕叔给我们找了一些破烂的衣服穿上，用黑灰抹脸，又每人提了一只脏得不能再脏的打狗棒，扮作叫花子随燕叔启程。一路下来，我们每经过城门关卡都注意墙上张贴的告示，所幸的是京城以东的村镇并没有西边和南面戒严的速度快——云南在京城的西南方，官军再怎么聪明也不能想到我们在陆路上是往东北跑。

扮做叫花子，虽然吃饭时比较恶心一些，但胜在通关过卡比较顺利，官军一看我们周身都是油渍也懒得伸手相拦，一路上虽然风餐露宿倒也过得安然。长话短说，十天之后我们由潘家园东郊赶到了塘沽的码头，燕叔带我们进了之前与独孤璞约好的店房会面。塘沽周围有很多黑店，燕叔带我们去的店房也是道上的人所开，见燕叔虽身着破衣但气宇轩昂也不敢小视，连忙把我们三人让进店房就住——这就是素质之间的差别，越是没眼力的伙计，就越爱以貌取人，做出一副狗眼看人低的奴才相；而精明的伙计，会察言观色，知道分辨人的气质见机行事。简短节说，独孤璞在外面给我们买来了三套新衣服，又差伙计烧水让我们洗了澡，我们三人如蚕蛹脱壳一般旧貌换新颜，在店房好吃好住养了几天精神，打赏了伙计直奔码头而来。

行过这条线路的人都知道，从塘沽到云南实在是太远了，绝大多数的船老板都不敢接这个买卖，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路程太远，年老的船老板身体支持不住，而年轻的又没有足够的长途经验；二是沿途海盗频繁出没，劫财杀人屡见不鲜。亏得独孤璞身上带的银票数目实在是诱人，足足花了两千两纹银才勉强雇到了一只陈旧的铁质客船。船老板是一位四十几岁的汉子，听独孤璞说他起初也是胆战心惊死不愿意，后来经过独孤璞的软磨硬泡，外加先支付到手的两千两银票，以及事后一千两纹银的红利才勉强答应出行。船老板的处境我能够理解，在生命和能使全家衣食无忧的钱财之间，那难以取舍的情绪是相当折磨人的。

燕叔以前下江南盗墓时没少走水路，深知航海之苦，除了海盗和礁石巨浪之外，在海上食物和药品的匮乏对全体船员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燕叔在回去接我们时，就已派给了独孤璞很多采购任务，独孤璞首先购买了数十箱尚未成熟的苹果和蜜橘储于船舱内，以补充深海食物种类单一的缺陷；办妥之后他又在药房买了许多治疗伤风感冒跌打损伤的常用药物，全都放置于客船的保险之处，一行人在全部都安置就绪之后，在塘沽的码头踏上了远航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