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依据史料著文说：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加进行，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政策更为激烈了。“五四指示”颁布后，冀中区的一些干部为了动群众，就鼓动打人或带头打人。冀鲁豫区书记潘复生指出，中心区的土地改革，处理地主恶霸，“要经过群众，群众要放就放，要清算就清算，要镇压就镇压”。“群众要杀就一定杀，群众不要求杀，一定不杀；地主报复，一定还以革命的反报复。”冀东区十八地委更强调“群众说了算”，杀人用不着批准。乐亭县提出由群众投票处决地主。

解放战争初期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中，除了倒账大大过地主的家产以外，打人、杀人现象明显增加。如冀东区，1945年1o月反奸清算以来，最严重的是乱斗，不经政府，不通过手续，滥捕滥罚，分粮，吃大户，甚至抢夺、杀人。在太行区，潞城县张庄1946年1月底清算和追查地主，对村里的富申金河，先是一股劲打，后来用铁火棍烧；对地主王来顺，用腰带和拳头痛打了一顿饭功夫，王晕倒在地，一家子被赶出了村庄。其他地主也是或被打死，或被扫地出门。

“五四”指示以后的土改运动，农民的复仇情绪达到**。晋绥边区临县，对“五四”指示只念了两遍就干了起来，结果逼死2o多人。1947年初土改复查，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oo余人。冀东区杀死76oo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oo多人。1947年1o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冀东第15地委专员常佩池在冀东土地会议上汇报：“这时农民对地主仇恨极了，每村都要搞死一个两个的。只要认为他是罪大恶极，就把他捆起来，到处是公审法庭……蓟县组织一个联村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十个庄公审，豪绅恶霸，一次即打死2o多人。”据7个县统计，杀掉豪绅恶霸2321人，其中群众自行打死2122人，自杀66人。其中有一个村，斗地主的力度不断加大，冷向义回忆：“那时候打人，谁不打也不中。谁拿着轻细棍子打人也不中，非得拿着粗重棍子。我拿着个粗重）棍子出去了，把他们吊在当街里头，这个打那个打的……你不打他就给了（指底财）？把烙铁搁在火里烧红了，烙地主。你有啥说啥，你别不说。一烙就哎呀呀，就说了。在外头那个一听屋里直叫唤，不定哪天拾掇他，就说了。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真烙——我们庄是真烙啊。”尤其是有些积极分子、村干部，更是为所欲为，复仇情绪的宣泄达到极点。

一位老贫农回忆说：1947年下半年，胶东区开始了一系列运动，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开始了。当时许多村的批斗会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杀人指标，杀不够数是没法交代的。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可能也属于“右倾”一类，土改时只是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被分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当然郁闷，家中男主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以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倦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复查”开始后，工作组进村，先组织了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指弹孔），就比**小一点儿”。这帮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早就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婆们。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老婆们，在手持大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走向她们的不归路！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为都是被反绑双手。这时候，“五虎将”们就用手中的大刀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了一片红色的牡丹——她们终于不再打转了，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一位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以陕西为例。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动员群众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樑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o个乡中计有18个乡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o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袁宝华曾在东北搞了三年土改，他回忆说：一个地方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起来，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无所畏惧，胆大敢为，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他们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敢率先起来造反。……

（农村）干部看到我来了，都对我说，我们战果辉煌，搜到多少金镏子，搜到多少银元，搜到多少什么东西。我到村公所一看，两个妇女上身被剥光了，用绳子捆绑着吊在梁上。她俩都是地主婆，农会非要她俩讲出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我进去以后不好立即制止，出来后马上跟他们说：“赶快把她们放下来。”他们说：“她不交待。”我说：“她不交待，也不能把他吊着，你要吊出人命来怎么办？”他们说：“已经有一个地主上吊死了。”我不能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只能慢慢劝导。

一位在东北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o个村，打死1o5o人，其中有地主38o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o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o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4月，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总结这场“流血斗争”：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