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仍然顾虑重重。当时我很怕自己“右”。如果有几个农民会干部当众一呼：“这个记者包庇地主，他是什么人呀？”“他同情地主富农，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怎么办哪？”“乱棍打死！”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法制，打死个阶级敌人不需要什么审判程序，我就没有命了。即使将来为我平反，也顶多说一句“这是人民群众革命大风暴中的小偏差。”我也不会成为烈士。况且城市各党政机关，正在搞“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中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虽然“查”不到我的阶级出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思想作风方面给我戴一顶什么“帽子”，我也很难翻身。
我设想自己被“乱棍打死”的事，并没有生。那个农民会主任比较老实，我随便一句话，他就把抓的人放走了，这样的老实人，对我是不会下毒手的。
在胜利乡，象征性地批斗了几个对象，没有打死人。农民开始欢欢喜喜丈量分配土地。这是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的一次体验。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展，一个**一个**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现了。于是《东北日报》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月底4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