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农业展纲要》，是主席亲手绘制的农村展规划蓝图。它的前身是1955年11月制定的《农业十七条》，规定了12年内实现“四、五、八”。即：粮食亩产黄河以北4oo斤，黄河淮河之间5oo斤，淮河以南8o年1月，又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如：7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等灾害；5年、7年或12年内消灭“四害”；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等等，以后逐渐变成了四十条，最后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农业展纲要》。
八大期间及其以后，周恩来等认为《农业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太“冒”，在做经济计划时就把它抛在一边了。因此，主席批评周恩来“扫掉了农业4o条”。八届三中全会，4o条又复辟了，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业大跃进，来势之凶猛、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壮观，都过了钱塘江大潮。笔当时正在外地上学，寒假回到农村老家，也参加了这场“大跃进”运动。根据笔的亲身经历及一些资料，可以概括出这场“大跃进”有“六个大”的特点：第一，贯彻动力度大。
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区都立即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层层向下贯彻动。上至省委省政府，下至各个农业社和生产队，都雷厉风行的动起来：制定计划指标，召开誓师大会，向党写决心书，开展大辩论，组织大会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大搞积肥，还有除“四害”。
第二，宣传舆论声势大。
中央各大报刊和广播电台都开足马力，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大造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声势，报导各地大跃进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11月13日表社论，题目为《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表了经过主席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题目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地方的报纸、广播等舆论机器也都纷纷开动，传达党的指示、批判右倾保守、大量报导各地农业大跃进的盛况及先进经验，为农业大跃进大造声势。报纸上的大小标题，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关键在于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扫除思想障碍”等语句，气势咄咄逼人。
第三，批判辩论压力大。
8月开始的农村反右大辩论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又开始了反对右倾保守的大批判、大辩论。各级干部如果谁对大跃进犹豫怀疑，谁就要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就要检查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社员群众如果谁对大跃进抵触不满，谁就要受到批判辩论。如果是中农，就有被扣上“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的危险；如果是贫下中农，也有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帽子的危险。
笔的老家，县里修水库缺资金，就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任务摊派到各乡，乡就把任务摊派给各村，村里就向各户摊派。村里干部在群众会上讲话：“不缴水利投资，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有位叫张英的老头，原来在沈阳经商，东北解放后回到了老家，他老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他就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村干部认定张英有钱，给他摊派的投资任务就很大。他说没有这么多的钱，就大会小会辩论他，辩论到后来就是连骂带打。
“老少爷们，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给我减点吧。”张老头苦苦哀求。
“的！我让你再装穷！”一个积极分子上去一脚，把老头踢翻在地。老头慢慢爬将起来，还没有站稳，另一个积极分子又煽了他一个耳光，恶狠狠地喝道：“再不缴就剥了你的皮！你个臭富农，想翻天咋的！”
张老头实在没有活路，就上吊自杀了。
村干部在大会上讲：“死一个单摆着，死俩双摞着！死了也得缴水利投资。”于是，就把张英家的座钟、衣箱、板柜、水缸以及一副棺材板都拿了去，抵“水利投资”。
村里农民吓得卖猪卖羊来缴水利投资，有不少人家把口粮和烧柴都卖了。
辩论会和大批判实在是可怕，干部群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人敢对大跃进放个屁。
第四，劳动场面规模大。
各省、县都大修水库，人力、畜力都向农民摊派。农民们都自带口粮、自带工具和行李，推车挑担、赶牛牵驴，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地奔赴水库工地。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种场面之壮观，之洪大，远远了三大战役时期农民支前的场面。据报载：仅搞水利建设，全国在1957年1o月份就投入三千多万人，11月达到六千多万，12月达到八千多万，1958年1月过一亿人。
湖南人大代表谭宝余在1958年2月召开的全国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湖南“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万千群众，冒风雨，破冰冻，开山凿石，修渠引水。入夜之后，打火把，点汽灯，人声沸腾，热火朝天。……湘潭县白天有32万人出工，晚上也有15万。县城、集镇的汽灯、马灯已经卖尽。”
黑龙江人大代表巴彦胡说：肇源县农民“昼夜一齐干，农民创造了多快好省的‘冰灯’，从远方沿松花江看去，好像是蜿蜒如蛇的长城，实际上就是上万农民夜战的冰灯。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
除“四害”的场面也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上海《解放日报》以《全市围攻麻雀》为题，报导了消灭麻雀的火热场面。报导说：12月13日凌晨，全市性的灭雀战役开始。全市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楼房上、庭院里、马路中和郊区的农田，布满了无数的岗哨、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呈现一片战斗气氛。新城区连夜赶制8万个假人、1o万多面彩旗。……在市郊几乎抽调了一半劳动力组织灭雀队伍，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全市工厂在保证生产的原则下，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市区的公园、公墓、苗圃等地广人稀之处，共设有15o个火枪区。南洋女中射击队，还接受了火枪技术训练。今天，全市人民大战麻雀，据今晚8时统计，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
笔所在学校，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各班组都分到了任务指标。老师学生先是在城里的公共厕所挖蛹，后来就下乡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
第五，社员群众干劲大。
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社员群众焕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意气风、干劲冲天，惊天地、泣鬼神”。人大代表在一届五次会议言中介绍了群众干劲冲天的大跃进情景。
广西代表说：“今年的水利建设规模空前的巨大，各族人民拿出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千方百计设法把河水拦起来，把山水堵起来，把天水蓄起来，把地水抽上来。群众用山歌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不靠老天靠自己，兴修水利战胜它，就是老天不下雨，也叫禾苗出嫩芽。’‘千年苦旱泪涟涟，只知求神和拜天，如今有了，修好水利庆丰年。’”
山西代表说：今年修水利“不仅不要政府给钱，口粮全部自带，而且争先恐后、白天黑夜地干。每天鸡叫头遍，村子里就人喊马叫，田里、沟里尽是做活的人。天大黑，还要照着汽灯马灯干。”
陕西代表说：“大荔群众提出了‘苦干五载跨淮河、连战十年过长江’的英雄口号；榆林地区人民，目前已经战胜零下2o度的严寒兴修水利，真是‘千里冰封，干劲沸腾’；靖边群众提出了‘天寒地冻工不停，增产信心比铁硬’的口号。”
黑龙江代表说：“群众说‘生产跃进人心暖，不怕风雪刺骨寒’。他们冒着几十年来少有的三尺多深的大雪和零下3o多度的严寒，男女老少齐动，迅掀起了大跃进。冻土层四尺多深，大镐刨断了，换一把再刨。农民说，‘别看地冻四尺深，冻手冻脚不冻心，镐比地硬，心比镐还硬’。”
积肥也搞得热火朝天。农民们冒着风雪，把水坑的冰层砸开，从水里挖黑泥，作为肥料。弄得浑身泥水，毫无怨言。
学校也都停课除“四害”。冬季无苍蝇可灭，就消灭苍蝇的幼虫——蛹。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老师学都在厕所里挖蛹。在沾着黏糊糊黄绿色人屎的砖石缝隙里，用手把蛹一个个抠出来。没有人嫌脏。
过春节也不休息，要吃“忆苦饭”，过“革命化的春节”。
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观察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冲天干劲”的另一面，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太可怜了！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刨四尺厚的冻地，白天劳累一天还要挑灯夜战，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风雪去水库工地服劳役，用手在黏糊糊的人屎里挖蛹，……这还是人的生活么？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人们都赞扬红军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试问，红军真的愿意吃这样的苦吗？他们是让蒋介石逼的呀！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真的心甘情愿地冒严寒、顶风雪、挑灯夜战吗？真的是拥护大跃进因而“焕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么？
第六，农民受的剥削大。
修水库，让农民进行水利投资，农民们把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投进去了，不少农民为了完成水利投资的任务，连口粮都卖掉了一部分。这些钱是肉包子打狗——再也没收回来；农民自带口粮、工具冒着严寒去修水库，一分钱也没挣回来；人海战术白天黑夜出工，工分就“膨胀”了，农民多劳并没有多得。大跃进所创造的财富，都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有农民偷偷牢骚说：“咱们是给扛活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