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中央决定把《中国**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了一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主席开始纠“左”后，那些猛刮“五风”的“左派”佞臣们，胆战心惊，生怕纠到自己头上，丢了乌纱帽。庐山会议前期，那些大跃进的“左派”干将，诸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书记之流，都捏着一把汗，硬撑着为“五风”辩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某在上庐山的时候，就带来了“反左”的材料，准备招架不住时，就摇身一变，跟着主席“纠左”。
风云突变，主席由纠左转向反右。于是，那些“左派”佞臣们犹如遇到皇恩大赦，放下心来。他们弹冠相庆，立即紧跟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的”、“历史上多次反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三面红旗’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主动做深刻检讨的”。总而言之，凡是同情彭德怀的，怀疑“三面红旗”的，议论“三面红旗”缺点错误的，对“五风”进行过批评、抵制的，就是“右倾”，程度严重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些人，就要批判斗争，就要处分。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祸国殃民，遭到了广大的群众和许多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抗。在“反右倾运动”中，这些好人都在劫难逃。郑州会议后，凡是遵照主席指示积极进行纠“左”的党员干部，无一幸免。
中央文件规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
在“越左越革命”的运动空气中，许多地区都突破了中央规定的标准和人数指标框框，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风”的好党员、好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样的好群众进行了批判辩论。许多好人在运动中被活活打死、被逼自杀、被投进监狱、监督劳动，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多的好人被开除党籍、降级或开除公职。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群众共有六百多万人，其中曾被重点批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受到批判辩论、没给处分的干部群众（不在平反之列），多得不计其数。有学者估算：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整的好人过一千多万。
当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薄一波说：“反右倾”在政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8月16日，**在《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又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这是**对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理论概括。他以为是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地扩大化了。**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这种新观点，不仅混淆了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界限，而且也违反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正确论断。同时，也埋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这里。
薄一波说：“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决定新开工23o个限额以上项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又达1ooo项以上。196o年1月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o万吨，粮食6ooo亿斤。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加强调钢铁的重要性。7月，**同李富春、陈正人同志和我谈话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在**的号召下，全国大炼“争气钢”。国际社会的斗争，是以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历来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一口气”、“一股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道理都是对的，**深谙此理，他注重用这些道理来激励干部和群众愤图强，这也是很必要的。问题在于“争气”的精神一定要立足于实际，不能脱离开现实的主客观条件，要看到“憋一口气”赶上世界达国家，必然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办到的。而这一点，看来**是注意不够的。这就不能不生要求过急的问题。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o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oo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ooo亿斤减少6oo亿斤。196o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o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o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ooo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