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历一一五年十月下旬，货币制度改革最巨大的浪头刚刚过去，贝阿特丽西亚又导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出重头戏，就是后世经济学家称为“三支利剑”的税制改革、市场控制和专业化生产。
天狼帝国是一个高税赋的国家，虽然帝国政府一再强调合并税种，下调税率，全国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打了不少折扣。到改革前夕，全国个人税负一般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之间，最高的地方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企业税负一般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最高的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这一时期的税种也十分繁杂，最少的地区也有一百五六十种，最多的地方超过三百种，这还不包括贡金、献礼、捐款等等变相的负担。更让民众不满的是，各行政区甚至各星系之间的税赋标准千差万别，尤其是一些王公贵族的私人封地，平均税负高出其他地区十倍不止。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往往成为平民暴动的发源地。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帝国的税赋水平虽然相当高，而收缴率却相当低。就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普通工薪阶层的税率通常在百分之五左右，并随收入的高低上下浮动，最高者达到百分之五十。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纳税的主体往往只是工薪阶层，他们的个人所得税都是由雇主代扣的，那些真正的高收入者，由于监督不到位，常常大肆弄虚作假，瞒报漏报，平均税负比率也与普通民众差别不大。一个本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税种，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还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就社会效益而言，遵纪守法者多交税，软拖硬磨者少交税，背景深厚者甚至可以不交税，模范臣民反而吃亏，无异于助长了非正义的社会风气。
贝阿特丽西亚颁布了新的帝国税法，将所有税种合而为一，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一税制。个人应交的所有税种及非税负担合并为个人税，企业应交的所有税种及非税负担合并为企业税。个人税率分为三十九个档次，以各星系平均工薪水平的一点五倍为起征点，税率从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不等。企业税率全国统一，以各星系人均工薪水平的十倍为起征点，按营业额分为九十六个档次，最低百分之一，最高百分之二十，并根据行业利润情况乘以一定的系数。在纳税问题上，仍然实行百分之十的有奖举报制度，对瞒取漏报者按贪污罪论处。
如此一来，虽然全国的平均税赋减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执行情况却非常好，实际税收入库金额比以往有增无减。
为了配合税制改革，贝阿特丽西亚取消了所有王公大臣的私人封地，帝国政府利用这一次敛集的钱财按市价的五分之一给予封地主人一次性补偿，实际上相当于用并不算太低的价格将全部封地买归国有。由于取得封地的人并不多，又有巨额的现金回报，这些大地主并没有太多的怨言，久拖不决的封地问题也基本上和平地解决了。
实行市场控制的背景相对要简单得多。天狼帝国实行的是自由经济制度，也就是说除了重要战略资源、尖端军事工业以及基本的宏观调控政策之外，国家对经济发展不作任何具体的控制。这种高度自由的经济制度虽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却留下了一些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自由经济最大的弊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物价的不确定性，二是投资的盲目性，被经济学家称为“两匹野马”。
物价的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同类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内差异极大，甚至相同时间相同地域内相同品质的商品在价格上也有很大差异。在一个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商品种类和品牌如此繁多的时代里，人们终其一生也很难精通一门学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逐一甑别商品的品质和价值。帝国虽有众多的监管机构，却都是重收费轻管理的养人机构，根本起不到多少监督制约作用。民间行业协会也是品种齐全，行业约定和规章不计其数，可这些机构的收入大多是来源于行业性捐赠，捧着别人施舍的饭碗的人，怎么敢得罪“施主”呢？事实上称之为遮羞布或者善后机构更为恰当一些。天狼帝国高层也意识到了这种弊端，官方组织的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没有间断过，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点点成效。商家是利益至上的市场主体，自然不可能真正把口中的上帝放在第一位，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商品定价的随意性非常大，其价格已经与其使用价值没有多少关系了。于是不仅那些非生活类的名牌产品让普通民众可望不可攀，甚至最基本的民生产品也分出了无数的档次。以普通民众的收入和市场物价作比较，他们也仅仅是解决了千百年前早已解决的温饱问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也是帝国臣民怨声载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放任自流，宏观调控没有尽到它应尽的杠杆义务，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一窝蜂”现象上。比如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产业在一段时间内投资回报率比较高，转眼间大家都跟了上去，没有几个投资者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根本没有资金和能力去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对市场行情和前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由于这些资金全部是民间的，又是用于合法渠道，政府无权干涉，结果导致了全国范围的盲目投资风潮，使得一些快速回报和高回报行业呈现畸形的繁荣，而那些回报率低的长效行业则无人问津，明显投入不足。
这种现状的形成，当然不排除税制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几乎失去了对市场的导向作用。为此，贝阿特丽西亚在进行税制改革的同时，强制措施和引导手段并用，加强了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