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775年4月，因在云匈承德之战中，林辉绍的所做出的巨大战功，云太帝林玄改元为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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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帝曲普于北元762年任湖州（今浙江湖州西）太守，当历阳郡的农民起义军建立时，曲普闻讯，立即招兵买马，聚集了三万人马。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北元763年底，夺取了临安，于764年6月，以临安为中心，北至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至括苍山，东至东海，建立割据，自号为江南王。

北元769年，历阳郡起义被济王朝赵空所镇压。而，当时，曲普的势力已从之前的疆域扩大到了北至扬州（今江苏扬州），西至常县（今湖南常德西），南、东至海岸线，所以，曲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北元769年11月建立宁朝，以临安为都，自号为宁武帝，年号庆威。

佛寺的兴建，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危害。宁武帝“欺天”。宁武帝与菩提福清的有趣会见。

“宁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后世诗人的诗句，它形象地反映了宁朝佛教盛行的情况。其实，宁朝的佛寺远不止这些。

宁武帝在位时，兴建了很多佛寺。他除了为法云、僧曼等法师建造光寺、开善寺等名刹外，还分别于无监元年（774）年、普通元年（776年）、大通元年（779年）为父母和自己建造了大爱敬寺、智度寺和同泰寺。据《宁朝寺考》记载：大爱敬寺“经营彤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旁置三十六院，……千有余僧，四时供给”；智度寺也是“殿堂宏敞，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五百诸尼，四时讲诵”。至于同泰寺，建筑更为豪华壮丽“寺有浮屠（宝塔）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东西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皆极壮丽”。

为了营建佛寺，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严而巧取豪夺。他在钟山西侧为其父建造大爱敬寺，强迫世家大族中书令王末出卖其曾祖父王光的赐田。王末不卖，他竟大怒，不仅硬以低价买王末的田地，还将其左迁外藩，贬为吴兴太守，宁武帝又在其父墓地建造佛寺，但缺乏上等木材。当时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人弘氏家有好木材，“材木壮丽，世所稀有”。当地官吏为讨好梁武帝，便诬告弘氏在路上抢劫，处以死刑，把木材没收，送往寺院工地。

除了广建佛寺，武帝还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他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经常“舍财”给寺院。一次布施，往往即值千万以上。据武帝的臣子萧子歌记载，武帝讲经时，自舍银、绢等物201种，值钱1096万，太子施舍钱、绢，值钱343万，六宫所舍又有270万。武帝一面用金、银铸造佛像，一面又不断扩充寺院的田产。如大爱敬寺的金铜佛像高达一丈八尺。智度寺的正殿亦造丈八金像，同泰寺有十方金像和十方银像。武帝下令强买长干寺旁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殿堂并瑞像州四阁等”。由于武帝的大力提倡和资助，各寺院经营的“无尽藏”（又名长生库）越来越多。所谓“无尽藏”，是寺院以当铺、钱庄的形式聚敛和剥削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百姓借贷要以黄金、白银、衣物、耕畜、农产品或其他财物作抵押。这样的借贷关系是我国最早的典当业。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了。崇佛、吃素成为风尚，以致天下又出现了一种奇事：那时无论士族抑或寒人，在给自己的子女取名时，往往喜欢加一个“僧”字，有人干脆给自己改名，冠以“僧”字，以示信仰。一般人民也往往“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帝王朝贵和地方官吏更是尽情向人民搜刮脂膏，来祈求来生的幸福。大量人口的出家，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寺院拥有众多的劳力和土地资财的结果，形成了僧侣地主阶层。僧侣地主除了剥削寺院里的劳动僧尼外，还剥削依附寺院的“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子）、“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白徒”和“养女”多无国家户口，是寺院地主的私有户口。他们被束缚于寺院，终年劳作，地位和奴隶差不多。佞佛造成社会财富大量流入佛寺，国家损失大量户口，以致财力、人力俱困。这就加剧了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因此，世俗地主中不断有人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激烈地反对佛教。南梁郡丞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冒死向武帝进谏，指出佛教泛滥的危害，建议将沙门（和尚）“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岁）以下，皆使还俗附农”，但没有结果。与他同时的荀济，也上书指斥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从中国固有的伦常道理来反对佛教。他还进一步指出佛教的十大罪状，建议禁毁佛教。荀济的上书触怒了武帝，几乎被他杀死。

武帝崇佛，四次舍身佛寺，表白自己“不贪天下”，并煞有介事地把皇帝宝座说成是“朕之视此，曾不如一介”。但在实际上，他是十分重视皇权的。为了保住皇权，他不惜兴师动众，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战争。正如后世史学家胡三省所揭露的那样：“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取，乃佛教之罪人。”反过来，当他判决重罪犯人时，却故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以慈悲为怀的观音大士，终日闷闷不乐。对于武帝的这种伎俩，胡三省则斥之为“欺天”。因此，武帝名义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其实是想通过崇敬佛事，集政权于一身，做一个“菩萨皇帝”罢了。在真正的佛教徒看来，这是一种“有为之善”，也是应该加以反对的。有关史籍记载过一段梁武帝会见佛教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而遭奚落的故事，很值得回味。

据史料记载，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印度南部）人，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波斯（今伊朗）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胡人也。起自茺裔，来游中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杨衒之是北魏著名文学家，所著《洛阳伽蓝记》五篇，追叙盛时洛阳内外伽蓝（梵语佛寺）的兴隆景象，兼叙有关古迹、艺文、史事等，为研究宁朝历史的重要资料。杨衒之所处的时代与菩提达摩来华时代相近，故后世有些学者认为，他或曾见过菩提达摩其人。

武帝重佛，声名远播海外。千陀利（古代东南亚的一个小国）人甚至称他为中国的“圣主”，“是我真佛”。菩提达摩得悉武帝重视佛教，特地从海路乘船来到广州，想亲自体验一下朝重视佛教的盛况。武帝久闻其名，急命负责外事的官员把菩提达摩请到临安。

菩提达摩到达临安后，被武帝迎入宫中，受到热情接待。谈话间，武帝委婉和善地向菩提达摩问道：“朕即位以来，广造佛寺，整理经文，超度众生，可不可以算是有功德呢？”

菩提达摩答道：“这算不上什么功德，佛家主张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参禅不可拘于形迹，须由静生智，由智生明，从空寂中体会经义，才算得上有功德！”

武帝又问道：“朕在华林园中，汇集了许多浮屠经典，高僧前来，能否为朕逐日讲解，指点迷津呢？”

菩提达摩微笑着说道：“佛学在心不在口，极口阐释，实非上乘，所以明心见性，自能成佛，不在区区经论！”武帝本来以为菩提达摩会称颂他礼佛赤诚呢，没料到被他两番驳斥，反倒弄得哑口无言。

彼此言谈不契，不欢而散。菩提达摩离宫后，骑着一匹骡子上路。武帝迭遭奚落，心中不悦，也就由他自去。

原来，菩提达摩到了宁朝境内后，对一路上所见所闻，颇为不快。他曾见到胥吏们挥舞着皮鞭，驱赶着那些衣不蔽体、面有菜色的百姓修造佛寺；曾听到那些田地被掠为寺地的流民们的哭诉；他也听到武帝荒弃朝政、不理众生之苦的传闻；他更亲眼看到武帝逞口舌之快，把佛教典义流于口吻，而又沾沾自喜的丑态。对这一切，他都认为是有悖于佛教济世救人、普度众生的宗旨的。他认为武帝虽然整日念经诵佛，但心中贪念太多，根本算不上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当梁武帝向他垂问时，他都一一驳斥，就差明说武帝所为是虎狼修佛了。

武帝与菩提达摩会见的故事，在民间曾广为流传。今南京幕府山西北有夹骡峰，又讹做“夹萝峰”。相传菩提达摩离开临安后，折芦化舟，渡江入魏。菩提达摩离去后，武帝十分悔恨，派官员追至此地，两峰忽合，将那官员的坐下乘骡夹住，进退不得，所以此峰唤作夹骡峰。如果我们立在远处观望，夹骡峰中的那匹骡子还十分逼真呢！夹骡峰下又有达摩洞，传说菩提达摩渡江北上，途中曾在此洞休息。

菩提达摩到达洛阳后，便在嵩山少林寺安下身来。传说他在此发奋攻研佛学，面壁打坐九年，创立佛教禅宗。菩提达摩后遇慧可，授以《楞伽经》四卷。慧可承受了他的心法，于是禅宗得以流传。禅宗六传至唐代高僧慧能，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佛教派别。

菩提达摩端居而逝后，武帝悔恨当初未悟其直示心印，遂给菩提达摩撰写碑文，以表达自己因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怨悔心情。碑文首句叹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据《神会录·达摩传》考订，武帝所立《菩提达摩大师碑》经七百年风雨侵蚀，到下一代时已逐渐磨灭，后世时由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曲撰叙，重建，立于嵩山少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