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之rì，天气极好，来同盟广场瞻仰英烈的百姓洛绎不绝。 在广场东侧，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巨大钟楼显得分外醒目。为了赶进度，工匠们只是初一休停了一rì，初二开始就如常工作。钟楼建造的监工是从澳门重金聘请来的西洋钟表匠。与同盟广场人气鼎沸不同的是，相距一个街区的同盟会总部大楼却仍然肃穆清静。

到上午八点时分，同盟会各司部的大佬们相继来到总部。巨大的门堂前停着三三二二的四轮马车。

为了增强工作效率，高旭改革计时方式，从原来的时辰改为小时。这个时期西方怀表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高旭聘请了大批西方钟表匠加盟高氏工坊。高氏工坊里也有专业的钟表坊，制表桌钟和怀表。这种年代里，有一个怀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至于出行方面，高旭大力推广四轮马车。同盟会各司各部的理事长级别都有专用马车。推广了阿拉伯数字之后，每辆马车都有编号，高旭的专用马车自然当仁不让是001号。尽管一辆马车需要巨大的开支，特别是南方少马，而且处于战争时期，马匹的需求紧缺，但高旭还是要求沈廷扬的行政司拨出专款来筹建行马监。以高旭看来，不用马车，就得用人力来抬轿，这种出行效率太低了。

同盟会总部的建设蓝图当初是由高旭来规划的。总部大楼共有三个楼层，与同盟会的三级行政机构厅、司、部相相应。一楼属部，是从隶属于同盟，高旭还是很敏感的。在顾炎武提交的宣政司的年度报告之中，高旭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

随着同盟军的数场大捷，为同盟会的发展创造下巨大的机遇。在过年的一年中，顾炎武负责会务的开拓发展，主要发展了两个分会，一个是浙江分会，一个江淮分会，这两个分会处于长三角光复区的一南一北，是同盟会南北开拓的重要阵地。

暂时来说，对于高旭在《同盟宪章》所提倡的轻君重民的民本理念，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没有人能比得上顾炎武的理解。他本来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高旭所倡导的理念正是他的追求之一。所以，对于会务的开拓发展，高旭全权交给顾炎武负责。浙江、江淮两个一南一北的分会，都是顾炎武亲手筹建的。

当高旭看到报告书中，顾炎武任命的浙江分会的负责人，高旭才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务长，竟然是黄宗羲。

在明末清初，黄宗羲的鼎鼎大名，高旭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与顾炎武一样，也是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提出了具有早期mín zhǔ启蒙思想sè彩的“众治”主张，而黄宗羲也对“家天下”的君权进行抨击。另外，他也赞同废除八股的科举取士，主张多渠道录取人才。而且也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同同盟会所倡的工商皆本的治政理念。可以说，在治政理念上，黄宗羲算是个同道中人。

黄宗羲能参加同盟会，一是他本来是浙江余姚人，正处在长三角同盟会运动的暴风眼附近，同盟会的诸多措施新政吸引着他。另一个是浙东鲁王政权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败涂地，鲁王避难舟山，浙东官绅想依靠朱明宗室的救亡之路飘渺无期，像黄宗羲这样的有识之士，自然投身到同盟会活动的大业中来，并且以他的名望和能力，得到顾炎武的赏识，全面主持浙分会的发展。

能得到黄宗羲的投效，可谓是近水楼月先得月。明末三大思想家，高旭已经直接或简接地得之其二，还有一个是王夫之，这个时候大约在广东的永历政权那里挣扎求存。高旭相信，只要他的事业更进一步，终有一rì，明末时期的这些人才，最终会成为他的臂膀。

至于另一个名字，江淮分会的会务长，与阎应元一样同样姓阎，叫阎尔梅。对于这个阎尔梅，高旭只稀依记得他有一首血气横溢的诗文：“死将为厉鬼，生且为顽民。”

高旭虽然不了解阎尔梅这个人，但对于负责江淮分会这样中高层人员，在邬含蓄的宪兵情报处必定建有背景档案。为了防范满清朝廷对同盟会有可能的渗透，这种背景调查是必须的。

从宪兵处调来阎尔梅的档案之后，才知道他是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在江南士林中颇有声望。他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清军南渡后，他坚持抗清活动，散尽万贯家财，用以结交豪杰之士，立志反清。去年下半年，他在顾炎武的推荐下，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江淮分会的负责人。

这样的名士，人格气节是不容置疑的，最主要的是，他的实务能力能否匹配他的诗才与名气，能否经得起同盟会这个大融炉的考验，这尚需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