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早年其名不彰，李延年对其了解不深。只知道他和华东野战军中有数的悍将—许世友一样出自是自己黄埔一期同学徐向前的麾下。每次想起徐向前，李延年脸上总是不免露出笑意。在黄埔军校期间，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即便是校长蒋介石召见，也是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而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蒋介石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
但偏偏是这个蒋介石认为“不可用”的徐向前，却在黄埔一期之中最早独挑大梁，年仅30岁就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而但是**中的黄埔生最大的也就胡宗南，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陈赓也只是个师长，即便是青云直上的**当时不过是军团长。更在1934年的“反六路围攻”之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以八万人兵力对抗刘湘所部川军二十余万，最后打得刘湘溃不成军，共毙伤俘川军8万余人，其中俘2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炮100余门。而生性腼腆的徐向前更带出了一批**方面悍不畏死的战将：**、王树声、王建安、王宏坤、陈锡联、谢富治、周纯全、陈再道、洪学智、王近山、李德生、尤太忠、王新亭、向守志等等。
虽然这与红四方面军主要的人员来自湖北北部，当然还有河南南部和安徽西南部的，这里本是以前的楚地，民风强悍，和湖南人有些像，骁勇善战，加上当时这些地方受压迫较重又多灾荒，官逼民反心理强，激发了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战斗力。同时由于较少受较多的文化教育，只是作战，由此升迁，故能勇敢作战，勇猛向前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徐向前不仅善于将兵、更善于将将。虽然西征马家军战败，但李延年也认为这并非是徐向前一人之过。换上黄埔一期的任何一人，恐怕也无法象徐向前那样在平原之上与长于骑兵的“马家军”相持那么长时间。
与出身少林许世友善于耍大刀相映成趣的是秦基伟善“玩”手枪，在红四方面军之时，秦基伟出任手枪营二连连长。其时手枪营为总部首长贴身部队，佩带一长一短两支枪，后背插一把大刀明晃晃，短枪挂红穗子，大刀挂红飘带，漂亮扎眼，跑起来迎风招展，煞是威风。1937年1月21日，秦基伟以一个警卫连的兵力死守马家军以五个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
秦基伟临危受命，他用地道的红安话对战士们说：“他娘的，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秦某殿后！同志们听我的指挥，就是我的好兄弟姐妹。谁若自行主张，坏我大事，死路一条。现在向部队说明白了，我秦基伟打仗有两枝枪，一挺机关枪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这手枪嘛……手枪是专门打逃兵的！”临泽一仗，秦基伟和战士们一起血战三天三夜，死守城垣，马家军始终末能攻破。在最后一天的战斗中，秦基伟第二次负伤，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机枪上，又弹了回来，削伤了他的四个指头，他当时毫无觉察，浑身都是血，只知道抱着机枪，朝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射击。直到最后完成掩护任务，按照方面军总部命令弃城撤退。西路军失利后，经历九死一生回到延安。
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秦基伟更是受命以“游击战教官”身份只身前往山西太谷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不到一月就组织了300余名各界爱国青年攻下太谷县城，夺步枪17支，打出了“太谷抗日游击队”旗号，任总指挥，率队上了太行山，组成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组成，对外称“秦赖支队”，几乎白手起家便带出一支队伍。到1938年春，秦赖支队发展到五千余人，在17个县内建立了拥有百余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威震晋中。据称他曾身穿便衣，腰插菜刀，夜闯太行山下小根村日寇炮楼，老区人民说他像走亲戚一样就炸飞了炮楼，称他为“秦大胆”。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和民兵展开大反攻。攻打临城时，敌人火力强大，八路军军伤亡极重，他亲自端机关枪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部队冲入敌阵夺取胜利。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李延年虽然没有与之亲自交锋过，但也自认难挫其锋，更何况在秦基伟身旁还有李延年一直以来又敬又怕的“黄埔三杰”之一的中原解放军四纵指挥官—陈赓。黄埔军校一期虽然能人辈出，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恐怕莫过于“黄埔三杰”了。三杰是指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
蒋先云字湘耘，别号巫山。是湖南新田大坪塘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学兵连任党代表。1925年初，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同年10月，以七团党代表身份参加第二次东征，立下战功。1926年6月23日，蒋先云率黄埔学生军第二团二、四、七连参加省港大罢工。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期间，还潜心攻读古今兵法，“学术两科，冠于全校”，校长蒋介石“爱之如手足”，校党代表廖忡恺认为他是“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说他是“军校中的高材生”，从入学到毕业，蒋先云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这样令人望尘莫及的成绩，自然成为黄埔军校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却也不免在学以至用的军校之中落得“书虫”之名。
与之相比贺衷寒的各科成绩虽然排在三名之外，但在口试中以滔滔不绝的辩才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贺衷寒是湖南岳阳人，1920年便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但是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出席远东各国民族解放团体代表大会之中。其间，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喜好老子天下第一的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煮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焘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
苏联归前7个月考察所见的悲惨场面，使贺衷寒深信，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模式。贺衷寒回国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创办刊物，严厉批评军阀统治，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并因此被逮捕。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改变了贺衷寒以笔为旗的人生道路。进入黄埔军校之后，贺衷寒在黄埔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以其辩才而受人瞩目，名列“黄埔三杰”之一。同时又以**声名鹊起，每逢开会贺衷寒必大骂**狼子野心。为与蒋先云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他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两大政治团体在剧社组织、报纸杂志宣传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竞争。不过对于一心与军事的黄埔学生而言，贺衷寒也就是口才了得，其他地方未见其长。
与以上两人相比，陈赓虽然成绩平平，也不善于辩论。甚至在军校时，由于胡宗南是属孙文主义学会的，陈赓是属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两派常因思想和立场不同发生冲突，甚至有时还大打出手，而陈赓和胡宗南则是两派的主要“战将”，常常拌嘴吵架，势不两立。一次，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两派又发生争斗，双方大打出手。陈赓恰好和李仙洲打作一团，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人高马大，陈赓打不过他，只好操起一只板凳当作武器。正在这时，胡宗南跑过来为李仙洲助阵，结果，陈赓撇下李仙洲，操起凳子转而去追他，胡宗南被他追得四处逃窜，还跑丢帽子，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在口试中以堂堂军人相貌打动了蒋介石。而在1924年平定广州商因叛乱和1925年的东征中，陈赓以其眼疾手快、动作麻利先后两次救蒋介脱离险境。北伐中陈赓为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联络一夜行走160余里山路。所以，黄埔学生之中又传着：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黄埔三杰”都受到蒋介石的赏识，都先后做过蒋的侍从秘书。
但是民国之时，盛名之下其实有虚。由于大多数军阀都偏好历史演义故事，因此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往往可以排出所谓的“五虎上将”、“十三太保”、“四大金刚”之类的，有的甚至还有“前五虎”、“中五虎”和“后五虎”之分（注1）。而由于羡慕日本明治维新的“维新三杰”（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民国时代而冠以“三杰”之称的也不在少数。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便曾被称为“中国三杰”，但这三个人却全都英年早逝。蔡锷1916年死于日本，年仅34岁；张孝准1925年死于饮酒过量，年仅44岁；蒋百里死于1938年，享年56岁，是“三杰”中活得最长的，但也只能算中寿，而终其一生，除了著书立作之外，也未曾指挥过一次战役。
“黄埔三杰”在毕业之后的光芒也大不如前，蒋先云虽极受蒋介石的青睐，是黄埔同学中提拔擢升最快的一员，在北伐战争初期，还曾出任过北伐军总部秘书，后任补充第五团团长，随军出师广东，北进湖南，转战江西。但后来却与蒋介石越走越远，蒋介石与**反目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双重党员身份的蒋先云第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小蒋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
蒋先云在武汉，蒋介石多次派人和电邀他回南昌，并封官许愿，但蒋先云以捕鱼云不为所动。1927年4月，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征讨奉系军阀张作霖，蒋先云任第三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5月中旬，蒋先云率部开赴河南。5月28日，在临颖战役中，北伐军在与数倍于己的奉军激战，蒋先云冲锋陷阵，多次负伤，是役，张学良撤换一个军长，枪毙一个旅长，三个团长，动用了坦克、飞机甚至毒气，但终还是大溃，但蒋先云这颗黄埔最耀眼的明星还未成为真正的将星，便于5月28日陨落临颍城下，时年不过25岁。
贺衷寒自黄埔军校毕业之后，1926年再赴苏联考察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其间的见闻更强化了他的**立场，回国之后，蒋介石又派他赴日学习考察。内战爆发，蒋介石急需贺这种对**深有了解的人做**急先锋，贺被招回国，负责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系建立工作。从此，胸怀壮志的贺衷寒与职业军人生涯无关，**成为终身任务。他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政工干部，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政工文件。其后来也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也算风云一时。
139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300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中贺衷寒的表现令蒋介石对贺大为失望，贺衷寒开始被长期冷落。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3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明争暗斗，由于他不愿与**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如果说对于蒋先云的早逝，李延年还有些惋惜的话，对于贺衷寒的失宠。李延年却是不禁偷笑。自古以来军人便对耍嘴皮子的政客缺乏好感，更厌恶那些披着军人外皮的政客。而“黄埔三杰”之中真正令李延年敬佩有加的还是在学校之中成绩平平但头脑灵活、眼疾手快的陈赓。
不过陈赓早期并非是战将的身份出现在国共战场之上，而是以一个情报人员的身份活跃于秘密战线。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的**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情报结构—“契卡”受训。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但是由于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上海的中央特科终于迎来了灭顶之灾。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能徒手无声杀人，行动诡秘。在特科工作期间，顾顺章制裁了不少叛徒和特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成绩斐然。然而，他却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吃喝嫖赌，日渐腐化，严重败坏了**形象。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不久，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等人赴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擅自在汉口停留下来，在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不料其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旋即被捕。特务在他身上除搜出**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尽管潜伏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特科成员—钱壮飞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之了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使国民党一网打尽**的计划未能得逞，但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蒙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到1935年，上海的中央特科组织已不存在。但即便如此陈赓依旧在北平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重建了“北平特科”，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北平特科”才被国民党北平当局捣毁。
中央特科的失利虽然将陈赓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却也令他重新恢复了一个军人的身份。陈赓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军中任团长、师长。1932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次出马与红军作战，偏偏就遇上红十二师师长陈赓。两个同学由昔日吵架打架变成战场上兵戈相见，第一仗，胡宗南就被负伤坐在担架上的陈赓指挥红十二师打得弃甲曳兵，一个团几乎覆没。在10年内战中的最后一仗中，陈赓在山城堡一战，歼灭一个旅，恰好又是胡宗南的主力。
1933年因叛徒告密，在上海疗伤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被捕。他被押送到南昌，蒋介石见了他，说道:“陈赓，你瘦了。”陈赓说“瘦吾貌而肥天下。”接着又对蒋说:“校长也瘦了。”蒋介石回答说:“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赓却说：“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蒋介石为之哑然。只好大度地说：“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不想陈赓对曰：“我不需你原谅。”一贯以机灵活泛幽默著称的陈赓在蒋介石面前变得如石头般坚硬。蒋介石屡做陈赓的政治工作，陈赓始终油盐不进，鉴于陈赓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蒋介石不能杀自己的这个学生，最终无可奈何的将其释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流旅旅长，率部挺进晋东南，指挥所部取得长生口、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南下邯（郸）长（治）公路，取得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1938年4月，又指挥长乐村战斗，歼灭日军2200余人。此后，率部转战冀南和鲁西北地区，参与创建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指挥所部在威县香城固设伏诱敌，歼灭日军第十师团精锐一部，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模范战例。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在百团大战中率部参加正太铁路破击战和榆辽战役，攻克榆社县城。1941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10月他参与组织指挥对沁源日军围困战，历时2年5个月，累计歼日伪军4000余人。1943年秋，陈赓在指挥太岳山区反“扫荡”中，曾一举歼灭日本“皇军观战团”，击毙服部直臣少将和六名大佐。这位“黄埔三杰”硕果仅存的一位，愈发展现出峥嵘来了。
据说“国母”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去找蒋介石，愤怒地斥责他：“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不是他从枪炮下把你背出来，哪有你的今天？现在你要杀他，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这话虽然不错，但是在李延年自己的这么校长，当年的妇人之仁，如今却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内战全面爆发以来率陈赓中原野战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连续进行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战役，歼灭**3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师”的胡宗南的整编第一旅。随后他率部西进，于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协同兄弟部队发起吕梁、汾(阳)孝(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1947年4月更指挥晋南攻势，歼敌15000人。
中原逐鹿，如果**华中方面只是面对刘、邓这一支孤军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陈赓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四纵、九纵，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紧随其后的狂飙突进。这支部队东攻洛阳、西迫潼关，令陇海线整体瘫痪。更使华中“剿总”方面围歼刘、邓大军的计划归于落空。
这支**称为陈谢兵团的大军之中仅陈赓亲自统帅的四纵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二十二等五个旅，拥有四万五千之众。而自进入中原后，更俘获甚多。九纵新建时仅约两万人，武器装备很差，有些战士只有大刀长矛，甚至还有不少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徒手兵。但是1948年10月郑州战役，九纵准确判断守军无心固守，事先以一部在郑州以北占领阵地，战役发起后守军果然弃城而逃，结果在老鸦陈地区遭九纵围歼。
此战九纵仅以305人的伤亡取得全歼**十二绥区司令部、四十军军部一部、九十九军留守处一部、二六八师师部及所属三个团、第一○六师师部及所属二个团、第三十九师一个团、第四十军一个搜索营、炮九团一个连、重炮十四团一个连、工兵第九团一个营、通信兵第四团一个连、团管区司令部、郑州警备司令部以及汜水、荥阳、新郑、郑县四县的保安团等约一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此后几乎全纵队来了次彻底换装，而此时中原野战军其他部队因为作战消耗，重装备几乎所剩无几，此消彼长使九纵一跃成为中原野战军中装备最好的纵队。因此徐蚌决战，与其说华中“剿总”是与刘、邓决战，不如说是陈谢兵团进行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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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为：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十三太保”则是指1932年，蒋介石授意其心腹、黄埔毕业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等人成立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仿照法西斯特务组织意大利黑衫党、德国褐衫党，又称“蓝衣社”)，由蒋介石核定干事13人为该组织骨干，被称为“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护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
冯玉祥的“五虎上将”分为前、中、后，前五虎：鹿钟麟、刘郁芬、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中五虎：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后五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郑大章、吉鸿昌。“十三太保”：韩复榘、孙连仲、孙良诚、张维玺、刘汝明、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或赵席聘
阎锡山的“十三太保”为：商震、徐永昌、张荫悟、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