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慎重起见，阎锡山不对**的亲笔书函作出正面答复，而是派亲信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请与**有一定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磋商。朱蕴山是同盟会元老，曾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25年便加入中国**，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虽然于1928年由于政见不同而脱离中国**，但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的抗日同盟军的活动。1935年更与国民党元老—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朱蕴山来太原后，经过多次会谈，同阎锡山达成了3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这三点较之**在书函中所提出的三点显然更能令阎锡山接受。阎锡山认为只要他能打出“联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对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来对日作战，不仅可以暂保他的地盘和财产，更能扩充实力，迫使蒋介石不敢干涉他的“内政”。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阎锡山为了表示对抗日的积极态度，为了拉拢和团结抗日群众，决定筹划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团体，用以发动和组织民众，并将此事责成梁化之负责。梁化之经过精心推敲，避开敏感的“抗日”字眼将这一团体的名称定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了“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等八条纲领。消息传开后，晋系阵营之中的不少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面对这些意见，阎锡山坚持“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了”。
但是长于主政和治军的阎锡山却并不长于动员和组织民众。因此他只能以“晋人治晋，共策保晋大业”为旗号，执意从北平请回了被国民党两次逮捕入狱、在草岚子监狱度过了5年铁窗生涯的山西籍**人薄一波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日常工作。
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除了薄一波的老校长、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对自己学生—薄一波竭力推荐之外。以及薄一波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山西众所周知的影响之外。更与薄一波的出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辛亥革命起便以军政府都督的名义雄据山西的晋系军阀首脑—阎锡山，历经拥袁称帝、反对护法、参加北伐、中原大战、**拥蒋和联共抗日而屹立不倒。除了其韬光养晦、“保境安民”、窥测形势、伺机而动高超的政治手腕之外，其长期以来独特的用人之道也是保障晋系内部长期忠于阎锡山个人的重要原因。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因此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长期以来阎锡山都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但是除了民国初兴之时，阎锡山迫于形势，在任用人才之上还谈的上五湖四海、唯才是举，重用了来自浙江的商震和来自福建的陈长捷之外。但在其后漫长的执政生涯之中，阎锡山的用人原则却只能概括为“用人唯亲”这四个字了。
阎锡山“用人唯亲”，第一自然是亲属之“亲”。阎锡山近亲，除了自己的同宗的阎氏家族之外，还有他的娘舅曲家（因为阎锡山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但由于两家人都是搞经济的，除阎锡山之外，没有从政的，更可以说没有从军的（阎氏族孙阎树梅短期参军，但1939年逝世)。因为阎、曲两家都是由经商发家，家族的传统认为从事经济工作既实惠又少风险。阎锡山的表兄曲清斋在阎的亲属中，除阎锡山生父之外，可以是阎锡山最为敬重的一人。曲清斋的儿子宪治要到日本留学学军事，征求阎锡山的意见，阎说：“咱家的子弟，怎么能拿上人肉换猪肉吃。”因此阎、曲两家的子弟大多在晋系政权之中主管工矿和经济，如出任西北实业公司工务部副部长、矿业处处长，西北煤矿第一矿矿长的阎锡珍、出任太原绥靖公署汽车管理处处长的阎志廉、任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卷务股长，山西省银行会计处长的阎树栋、出任西北实业公司营业处长，铁路银号经理的曲宪南等。
除阎、曲两家之外，与阎锡山政权关系密切的还有其岳父—山西“**店”煤炭生意的徐一敬家族和远亲—姨表侄梁敦厚及其家族。徐一敬家族也是世代经商，因此族内子弟在晋系政权之中也大多非商及士，如出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的徐士珙以及清华大学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又在剑桥大学进修二年，在德国进修半年、出任山西大学校长的徐士瑚。但是梁敦厚因为特殊的姻亲关系，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先后建立起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三个各有侧重的特工组织。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最庞大的一个组织，而特警处的主要首脑，就是梁敦厚。因此即便是阎锡山政权之中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也不得不让礼他三分。
而阎锡山“用人唯亲”还有一个特别之初便是地域之“亲”。由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因此阎锡山首先重用和依靠的是家乡五台人，其次是他家乡附近二州五县的人，再次是晋北人。所谓二州五县，就是清末忻州及其所辖的定襄和静乐两县，代州及其所辖的五台、崞县、繁峙三县。从政治上说，阎锡山前期的高级幕僚是赵戴文，便是五台东冶镇人，与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相距不过30里。
赵戴文阎锡山是在留学日本时相识的。由于志同道合，先后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赵戴文任阎锡山的参谋长，之后出任总参议、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除一年左右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外，始终在阎的身边参与机密。阎锡¨山在省府东花园公馆里为赵戴文设置卧室，这是任何亲信都未有的特殊待遇。阎锡山的政治动向与决策、政见以及施政纲领，都是在与赵商酌之后决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赵对阎的见解补充修正，使之更为可行。
辛亥前后在晋军之中担任要职的除了赵戴文之外，还有张瑜、王建基、徐翰文、赵三成、赵丕廉等，而至于晋军后来的将领，五台人就更多了，有杨爱源、王靖国、徐岱毓、杜春沂、徐子珍、赵承绶、张荣沉等，当然这些人大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并非一般的五台人。但终民国一朝，山西社会上却始终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口头禅，以调侃阎锡山这种特殊的“用人唯亲”。
但山西五台地区确实堪称三晋宝地，从太行山平型关附近发源的滹沱河由雄伟的五台山北麓，像一张巨大的弯弓向西、再向南滚滚奔流，流过繁峙，滚过代县，经过忻口，从定襄城外突然北折数十里，又拐向东南，往河北省奔流而去。这里河涌细浪，河岸之东地势平坦，十分开阔，数千亩膏田沃壤在农夫的辛勤劳作下，一季一层色彩，一年一茬收获，成为当地的一座粮仓。这里不仅盛产粮食，生产远销国内外的滑润精巧的文山台砚，而且是从省城太原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必经之路，是从五台一带给定襄、忻州运煤的交通要道。这里风景绮丽，繁华富庶，因此历朝历代都是名人辈出。
但是诚如阎锡山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他时常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而虽然竭力网络出身五台的名人，阎锡山却偏偏错失了近代五台地区最富干才的两人“文武全才”。
薄一波是山西省定襄县蒋村，与阎锡山也算是同乡。早在学生时代便组织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生参加声援五卅爱国运动。更一手组建了国民师范学校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一批**员和革命青年。5月5日，年仅19岁的薄一波竟敢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下毅然在太原组织李大钊烈士追悼会，这份胆色足以令世人侧目。
但是钦佩归钦佩，当年6月阎锡山便顺应奉系中央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在山西公开举起**旗帜，下令通缉薄一波等30多名**人。令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就在阎锡山的眼皮底下，薄一波在晋北恢复、重建了**的党组织。1929年至1931年，更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运动。
1931年6月，由于**河北省委军委负责人叛变，河北省委及所属许多机关遭到破坏，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判刑8年，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1935年5、6月间，鉴于薄一波、殷鉴等12名**人拒绝“反省”，北平国民党军法部门内定对其处以死刑。只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批复尚未下达，而负责对监狱政治犯行刑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又根据“何梅协定”立即南撤，这12位人才幸免于难。1936年6月，**中央北方局向党中央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营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而此刻的阎锡山授意时任山西训导院副院长—薄一波的同乡—郭挺一设法营救这个干才。最终在郭挺一和我党的共同营救下，薄一波等57人很快就走出草岚子监狱。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阔别已久的山西。10年前不得不离开山西。那时是被阎锡山通缉的**人，今天却成为对方的座上客。如何不令人感叹世事的变迁与无常。但是薄一波并没有急于见阎锡山，而是用40多天调查了解山西情况。同时回定襄老家探望了父母和兄嫂。
11月3日，薄一波和**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到达太原。翌日求贤若渴的阎锡山便约薄一波到省府会面。阎锡山为这次会谈费了苦心，他没有在自己的官邸见薄一波，为了营造融洽的气氛，阎锡山特意将会面的地点安排在赵戴文的办公室。因此薄一波和阎锡山、赵戴文都是同乡，所以薄一波一上来就用五台化说：咱们按家乡话“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然后好共事。薄一波提出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多年，说话、行动都离不开**的主张；第二，凡是有利于抗日的事我们就做，不利于抗日的事不做；第三条是我要用些人，希望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安全。
阎锡山看着比自己小25岁的**人薄一波面对自己这样的一方霸主，竟全无惧意，侃侃而谈。据说阎锡山当即在手心里写了个“人”字示意赵戴文，意指薄一波是个难得人才。对于薄一波提出的条件阎锡山不仅全部答应了。更令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牺牲救国同盟会”任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薄一波一上任就对“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改组，7名常委有6名是**党员。
面对阎锡山多次提出的“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薄一波据此提出一个培训新型军政干部的建议，令苦于旧晋系将领纷纷出走的阎锡山颇为欣赏。1936年冬天，“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在国民师范学校迅速的开办起来。各省苦于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纷纷涌向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短短几个月会员就发展到60万。从1936年冬天开始，“牺牲救国同盟会”又主办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和“特派员训练班”，学员派往全省各县。最终山西县一级几乎没有**组织，1937年抗战爆发时，各县**组织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迅速建立起来。不少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机关就是**县委机关，“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就是**县委书记。
对于阎锡山纵容薄一波和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行动，最终引起阎锡山身边晋系高层的恐慌。以阎锡山嫡系部队晋绥将领王靖国为首的五六十名军官，集体来到阎锡山东花园官邸，跪请把薄一波撵走，而南京方面对薄一波在山西的动向也十分警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励生给阎锡山发来一封密电称：经查明薄一波是有组织关系的**员。山西用这个人是危险的。但是醉心于发动民众，扩充实力的阎锡山看到东花园官邸跪了一地“请愿”的嫡系晋绥军将领时大为恼火，怒斥他们“目光短浅，糊涂”。
面对源源不断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吸收来的人才和民心，阎锡山继而又提出"守土抗战"的进步口号，阎锡山所说的“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紧自强”这两句话风靡山西，并在日后流传全国。1936年11月，晋绥军在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中击退了伪蒙军的进犯，阎锡山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英雄。**在交换对西安事变意见的电报中更盛赞阎锡山“抗日救国义薄云天“。
而“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阎锡山就急着将薄一波找来说：“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知道阎锡山找他来的用意，而且当初阎锡山办“军政训练班”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支不同于旧式晋绥军的新式武装。于是当薄一波建议正式组建山西新军时，阎锡山立即同意，并要薄一波先尝试组建一个团。此时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已经拥有2万5千名学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之内，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便在太原正式成立。
而“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华北驻屯军仅使用少量兵力，便在极短时间内轻易地占领了华北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平津地区，此时日本大多数军政要人由此更加轻视中国的抗战能力与决心。1937年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当时中国全国战局一片混乱。日本华北驻屯军判断如果控制了素有“华北屋脊”之称的山西，便将掌握了整个华北战场的主动权。
“中国驻屯军”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于当日修订了第二期作战计划(第一期为平津地区作战)。其方针是：“一、为消灭侵入河北省的敌野战军，计划大致在集中完了后进行决战。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二、使逐步集中的第五师团及铃木兵团，从平绥沿线地区开始作战，席卷察哈尔省，进入山西省北部及绥远地区。为此，须与关东军紧密协作。这一作战至少应在主力决战之前占领张家口附近。情况允许时，还将调第五师团主力迅速到河北作战地。三、在保定、沧州附近的会战后，向石家庄、德州之线追击。四、准备在第二期作战后，配合山东和长江下游的作战。”8月上、中旬，从日本本土增援的第五、第六和第十师团先后到达华北战区，分别集结于丰台、廊房、天津附近。
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等待与中**队进行华北决战之际，关东军已经奉命开始进攻内蒙境内、长城以南地区，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决定，先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反击。一方面固然是先解决受到夹击的威协，其实一方面也是要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的抢功行动。因此，日本第11混成旅团首先在8月11日，奉命进攻在居庸关与南口的汤恩伯所部，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硬仗。关东军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组成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在8月20日由内蒙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准备截断汤恩伯所部的补给线，一方面则是准备控制整个内蒙，因此华北战线的中日之战，首先就在平绥铁路一带展开了。
但是中国方面却开始明显地抽调主力东调，并且对与华北的日军，采取守势作战，因此日本所准备与预期的华北决战并未发生。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于是被迫决定，由日军主动出击，捕捉中**队的主力。9月4日，由日本第一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发动主攻，第二军则沿津浦路南下，然后向西攻击，形成左翼的助攻，而方面军的直属部队第五师团，则由山西迂回，进行右翼的围攻，
日军的原定作战目标是兵分三路，在河北保定附近进行合围，以歼灭中**队主力。但因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无法在河北的作战行动之中照原计划围歼中国的主力部队，于是便改由关东军蒙疆兵团（原先的察哈尔派遣兵团改名）在山西北方的右翼，全力抢攻山西北部平绥线的重镇大同，以进逼山西内长城防线。同时由板垣征四郎所统率的第五师团从怀来向尉县进犯，主攻方向直指晋北的天镇、阳高。
作为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板垣征四郎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一度充任这个傀儡政权的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顾问。卢沟桥事变之后这位从小便立志“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终于有机会亲率大军开赴战场。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广岛师团）是明治时代日本全国六个镇台之一的广岛镇台改编而成。士兵都来自日本本州西部中国地区的广岛、岛根、山口的子弟兵部队。当地自古以来就是武士道风气盛行的地区，不仅男子争强好斗，连女子泼辣强悍，因此有“悍妻之乡”的称呼，完全颠覆日本女人“温柔贤淑”的形象。因此第五师团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中都堪称主力。1919年到1920年更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本打算将强大的第五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进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十一旅团进攻受挫，第五师团才奉令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这正中板垣征四郎的下怀。他早就对山西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战争展开以后，进攻华北的日军应该集中主力，首先向山西挺进，而以西进绥远、南下河北、作为进攻山西的两翼。同时，华北方面军应前出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在这有一亿人口的范围内，建立日军控制下的政权组织，以便获得支援战争的物质资源。为此，他向6年前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友、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力陈他的观点。
但是老成持重的寺内寿一的观点却比较保守，他认为将战争扩大到山西的山地十分危险，关东军也没有力量进攻山西。基于对华战争全盘考虑，寺内寿一感到应首先击溃平汉铁路正面的中**队，也就是实施华北平原会战计划，第五师团进入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后，不过是作为华北日军主力的右翼掩护兵团，必要时迅速向保定地区转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占领山西或主攻华北，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寺内寿一和板垣征四郎的设想都没有错，但问题就在于两人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导致日本陆军在并未打算在山西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便贸然开进了山西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