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枷锁

法西斯主义在“国家至上”的幌子下，提出建立所谓的“职团国家”。在这个“超阶级”的国家中，劳资和平相处，在法西斯党的领导下，消灭阶级斗争，“向祖国的领土以外去扩张”。

职团制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全国出现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对巴黎和会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增强国力，使意大利跻身于强国之列，以便用武力获取1915年伦敦条约对意大利所许诺的领土。与此同时，由于战后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失业者急剧增加，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亟待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法西斯领导集团发现并利用这种情况，提出意大利要改变国弱民穷的状况当务之急是增强国力。但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以“能力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具体地说，就是同一行业的劳资双方要“团结一致”提高生产能力，共同与其他行业的劳资双方进行“能力斗争”，而不是在本行业的劳资双方间进行“阶级斗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整个生产是统一的，生产的目的是统一的。”因此，意大利应举国一致与外国进行斗争。这在理论上被称之为“职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称它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职团”分纵横两个系统，所谓纵的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在全国形成劳资两个体系；所谓横的系统，是指劳动者和雇主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艺术与自由职业以及海洋与航空业各自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它们在全国职团委员会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和解决劳资纠纷。这些各式各样的纵的和横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凑在一起就构成所谓的“职团国家”。其实，这是法西斯用职团制的办法对国家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此，法西斯理论家、曾任内阁职团大臣的朱塞佩?博塔伊在其所著《职团国家》一书中也直言不讳。他说，“人们若以为行业组合的国家，只做劳资的合作，这就写它了，实则除使劳资合作之外，它更能使往日攻击国家的圣笛卡(即工团主义)，转而共同拥护国家主权至上”。

职团主义对于几百年来习惯于妥协和习惯于回避现实的意大利劳动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职团主义的外壳是消灭资本主义，搞劳资合作，实行利益分配制。而实质上，职团主义是一种阶级调和的谎言，它既未改变财富的分配，也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相反，墨索里尼除了以此来吸引和欺骗工农群众外，还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一方面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平衡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以此来维护垄断资本对全国经济生活的支配，以确保墨索里尼本人在意大利实行恐怖的极权统治。这就是说，职团主义是法西斯政权用来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另外，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实现法西斯化后，种族主义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种族主义是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股反动思潮，它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向外侵略均借助于这一种族主义理论。20世纪20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后，希特勒极力推崇种族主义。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为向外扩张，建立日耳曼大帝国，大肆宣扬“大日耳曼主义”。认为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优于其他民族，因而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为掩盖纳粹主义的反动性，积极推行反犹主义。

1932年以后，意大利法西斯也大肆宣传意大利人是高贵人种，而且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嫡系。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纯粹”性，法西斯大委员会于1938年10月6日发表开展排犹运动和“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种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种在内的外国人结婚”的《种族声明》，妄图以此来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谓“优等民族”的地位，证明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和拥有向外进行扩张的权利。

法西斯主义的来源可以说是多渠道的，它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对内****和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Sorell)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的大日耳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可视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颇为流行，这同当时该国的政治形势有着自然的联系。意大利王国统一后，后起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苦于缺少殖民地、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急于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从精神上武装起来，去从事奴役独立民族和夺取世界霸权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分赃不满，另一方面为摆脱资产阶级政权覆灭的命运，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机器，这就更加需要这种哲学，以便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持其准备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满足这种需要便是新黑格尔主义的使命。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即依靠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是克罗齐和真蒂莱。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用“国家至上”的理论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进行辩护。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首先在意大利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首先是贝内戴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他的社会lun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整体”哲学为法西斯所利用，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就是来自克罗齐的“整体”哲学和他推崇的反动的国家学说。克罗齐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志、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实体，个人唯有在国家之中，将“小我”与作为公意的“大我”统一起来，自觉地服从国家，才能在道德上实现“自我”达到“真我”，并获得真正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人要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须把自己投身于国家之中去，做国家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这种认为国家高于个人的观点，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贝尔特兰多?斯温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尔思想中关于“lun理”国家的观念而提出，他与克罗齐所说的国家是个“有机整体”、国家是个人“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于把资产阶级国家神圣化，要人们忠诚于它，并为它牺牲一切。

显而易见，克罗齐“整体”哲学的理论在这里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义，它同法西斯的“国家至上”的理论是相通的。墨索里尼的“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和个人要通过“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献出生命，来获得全面体现其人的价值的精神生活”的观点，显然同克罗齐的观念是一致的。另外，法西斯主义提出的“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范畴，也即民族是个包括无数代人、而个人则不可能永存于其中的有机整体”和“个人的独自的价值和与其他个人所共有的价值，应当在其所隶属的民族范围之内得到鼓励、发展和保护”的理论，也与克罗齐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正是这些原因，直至1924年，许多法西斯分子都称颂克罗齐是“法西斯运动的先驱”。

此外，客观上可以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克罗齐的哲学思想有着直接联系的是，克罗齐在法西斯上台前后，曾从理论上为其暴力行动进行过辩护，声称“法西斯运动表达了民族感情”，说它“对颠覆性危险做出的尽管是暴力的、却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对于法西斯政权，在行动上他作为参议员虽然直至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时都投票支持墨索里尼政府，但他却没有同它合流，先后拒绝了墨索里尼向他发出的担任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的邀请，并于1925年倡导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给了法西斯政权以很大打击。

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说，克罗齐鼓吹新黑格尔主义，尽管无意为法西斯主义开路，但实际上却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乔瓦尼?真蒂莱(GiovanniGentile)的情况与克罗齐不同，他是墨索里尼第一届内阁的教育大臣、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和法西斯教育家。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理论都与他有关。因此，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甚至还说，“在政治的法西斯主义之前，已有一个知识的法西斯主义，唤起了青年的精英”。以此来形容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之大。

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大肆鼓吹黑格尔的精神主义，把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把“绝对精神论”转化为法西斯主义的“主宰者论”，也即“绝对精神”的主宰者。真蒂莱把“超经验的我”看成是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认为，“超经验的我”“产生一切”、“规定一切”。这实际上是为法西斯的**统治提供理论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真蒂莱一方面竭力为墨索里尼开脱罪责，支持他的“关于战争和帝国的扩张具有恢复实力作用”的观点；认为“残暴是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法西斯主义在拯救(国家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用他的那套赋予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元首以神圣的、无比强大威力的理论为墨索里尼效力，就是神化墨索里尼，说他“是天才的领袖。因此，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为墨索里尼成为**者帮忙。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NicoloMacchiavelli，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极力主张在意大利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强调君主必须拥有无限权力，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理想统帅的象征”。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内使臣民服从，外拒强敌入侵。他大肆宣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提出只要有助于个人的统治，君主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去采取“违背真理、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的残暴、奸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手段。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和领袖原则有着渊源联系。如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想维持其**统治，就要“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顾“国家”不恤人言。而且要以“尽数铲除”的恐怖主义手段去铲平贵族、肥民、瘦民、贱民和垦民各阶级。在行动中，“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只有这样他才能使所有人害怕和尊敬，才能成为揽权于一身的**者。这一切均被墨索里尼所效法。

墨索里尼对马基雅维利很敬佩，称赞他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思想家”，手中“握有一把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钥匙”。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墨索里尼的世界观有着很大影响。如墨索里尼愤世嫉俗，认为“人性深不可测，无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可言”和“人都是极端自私的”等观点均与马基雅维利是一致的。另外，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民兵、搞暴力行动和将反对党“尽数铲除”等也都是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唯灵论的宗教观方面。马基雅维利虽然经常说：“国家高于教会”，但他却把宗教看成是一个补充缺乏理性的机器。他认为，当民众缺乏理性不能了解法律的时候，“总是归顺于天”。说穿了，就是说，信教的民众易于统治。法西斯主义之所以接受这种唯灵论，宣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其目的就在于以这种宗教观，也即要求人们通过克己，通过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所具有的纯精神存在为手段，获取“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这是因为用墨索里尼在其所写的“法西斯主义”词条中的话来说，就是“人是通过其与最高教义和一种客观意志的内在联系来认识的”，而“这种客观意志超越个别人，使他上升为宗教社会自觉的一员”。这从形式上似乎在宣扬“宗教神圣”，实际上这只是手段，目的仍然是“国家至上”的极权统治。

法西斯主义接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唯灵论也还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是个具有一千多年宗教史的国家，全国8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正是这一原因，墨索里尼为吸引群众和支持者，于1920年公开宣布放弃反教权主义的主张。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唯灵论的宗教观念是人们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实利主义做出的理想主义反应的具体体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到处流行宗教性的神秘愿望这一现象的反映。在当时，宗教，或者说人们对某种虚无缥缈之物的追求成为摆脱充满失望的生活和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唯一灵丹妙药。

如此看来，法西斯主义提倡克己，提倡牺牲个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要求个人融合在整体之中，也就是要求放弃个性，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要求。

然而法西斯主义已经意识到，不能把它的政治学说与唯灵论混为一谈，不能把生活的中心完全置于人类之外，因为政治生活也需要人。正像思想与行动结合统一起来一样，唯灵论与行动主义也统一起来。理论不能是对现实生活毫无影响的纯理论，而应是生活的表述，也就是说，应对实践产生直接的效果。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实用主义，它的权力意志，它的愿望以及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