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四章红色美国？

193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一年6月，美国的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的体育场内，正准备为提名51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任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都还没有确定。罗斯福的竞选助理人豪几乎是出于随意地挑选了一首《起锚》，原因是罗斯福曾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然而就在乐队即将奏起这支乐曲的前几分钟，豪的女秘书突然冲过去对豪说，这支曲子绝对不能用，原因是它在一家香烟公司赞助的广播节目中，早就被用过了。豪没奈何，只得更换主题歌，他抓起话筒，冲着站在不远处的乐队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的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就这样成了那一代民主党人的党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这样的歌词固然有那么点鼓舞的味道，但对于1932年的美国人而言，幸福的日子已经远离他们太久了，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来到，他们似乎连奢望的力气和信心都已经耗尽。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任何出路，想不出任何办法，看不到丝毫希望，有的只是跻身在领热济的队伍中，漫长地等待。‘幸福‘不过是政客们忽悠选民的漂亮话，能够得到一点点免费的食品才是老百姓最实在的冀求。

1932年的美国人并不知道、似乎也不敢奢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新总统后能将他们带出那噩梦一般的生活。4年前，共和党人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曾信誓旦旦地说，他要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可4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

‘他们总是等到有问题爆发出来，然后才在最后一秒寻找阻止全面崩溃的方法‘——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说。只是最后一秒阻止崩溃的方法，1932年的胡佛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全面崩溃的事实就毫不迟疑地到来，而且它到来的步伐是如此之快，肆虐的程度又是如此之深。

恐慌像一种传染病，而银行挤兑便如同这种病毒在公众心理肌体上传播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总体爆发。

‘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即将卸任的胡佛总统在新总统罗斯福宣布就任的当天凌晨，发出的惨淡一言。

挑一个办法试试看

1933年3月3日正午12时，在那个噩梦达到顶峰的年头，罗斯福当选为第32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吗？

随着国会山的钟鸣，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的就职演说通过广播网响遍了美国大地。然而令众多华府政客吃惊的是，罗斯福一改在竞选时曾经贯守的中庸甚至有些妥协、软弱的政治主张，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将要求国会赋予他一件唯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他拥有足以应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的行政权。这也就意味着罗斯福要求议会对他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要一律通过。这对于三权分力的美国政权基础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离经叛道。

此时的政客们似乎才恍惚地预感到，之前显得软弱妥协的罗斯福不过是为了竞选成功而迂回隐忍的狐狸，而此时的他却渐渐地昂起了狮子的头。

罗斯福是极其高效的，就职当晚，他连庆祝舞会都没有参加。他援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定下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讨论紧急法案。四天后，国会只用了38分钟就通过了罗斯福的紧急法案。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授权政府发行20亿元新钞。当晚国家印制局的印钞机就全部开动了。两天之后，一袋袋装满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起航送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到各银行。而对于那些囤积通货户，罗斯福则主导政府动用了宣传机器，3月8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此法一经提出，各地银行门前又排起了长龙来。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虽然还没有到来，但罗斯福的一系列举措迅速地抑制了金融恐慌，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虽然此番的生机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但罗斯福当时别无它法。在竞选时，他曾向全美民众承诺：我将带领美国走出危机。

‘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可是他不甘失败。

‘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我们就再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罗斯福对身边的幕僚发出最直接质朴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能在大选中取得一面倒的优势，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么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

不变就没有希望，不变，就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变就离信心越来越远。而惟有信心才是战胜恐惧的最佳良药。

罗斯福自上任以来，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精力，可谓惊人。从1933年3月9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在这短短的三个月期间，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的全部重要的变革计划，超过了美国自建立国会以来所通过的全部计划的总和。

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改革计划称之为‘新政‘。为了配合新政的实行，兑现结束经济大萧条和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竞选承诺，罗斯福放弃了胡佛政府一直恪守的政府绝不应插手干预经济的自由经济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有限度有范围有针对的国家控制经济策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斯福在执政初期便成立了这样几个机构：国家复兴委员会，该委员会允许企业之间合作以提高产量；劳动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那些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民间资源保护队，该组织招募年轻人来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该局修建堤坝、疏通河流、植树造林和在南方修建水电站，这一系列机构都是特别针对降低失业率，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展开各项公共事业的建设，从而在短期内为大量的失业者提供了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国会还在1935年通过了两部法律，这两部法律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改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一部是《国家劳资关系法》，这部法律强化了工人的权利，并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力；一部是《社会保障法》，该法创建了一个为退休工人提供生活费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法律，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同时也是最受人憎恨的总统。爱他的人认为他在挽救美国，并保护了普通人特别是劳工阶层的利益；而憎恨他的人则指责他赋予联邦政府太多的权力，劳资关系将限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而摧毁私人企业，而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也将成为联邦政府日后的巨大负担。

爱也好，恨也好，在全国一片狼藉的时候，爱或恨的评论似乎都不如现实情况的变化来得更具说服力。在罗斯福上任的头四个月，联邦储备委员会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股票债券爬出了沟底，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开始回升，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纽约时报》如是评价。

向左还是向右

在所有人都向左的时候，他选择向右，在所有人都主张向右的时候，他选择向左。向左还是向右，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各国的政治而言，这都是个问题，而对于罗斯福，左还是右的选择同样避无可避，美国政治上的左右力量同样也在相互较力，并极力拉扯、游说这位新上任的总统站到自己的这边。

然而对于罗斯福这位‘哈德逊河谷的贵族‘，让他选择以全美工会和知识分子支持的‘苏联‘社会主义乃至**的左侧红色道路，显然有悖他的出身。对于罗斯福而言，他支持工人阶级，主张制定最低工作时间和薪资标准，加强工会的权利，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在罗斯福看来，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生活有基本的保证，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干的事。但为此走上红色道路似乎走得太远了。

然而让他选择右派们鼓吹的意大利或者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同样有悖于他的信仰。虽然，在上任初始，在他向议会要求广泛的行政权时，就有人惊呼：**统治快要出笼了。虽然，在他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凌驾一切，那时的罗斯福如果想搞**，是何等地易如反掌，就是当时德国国会赋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然而罗斯福没有那样做，在面对巨大又充满无限诱惑力的权力时，他依旧选择禀信美国的先贤们曾经确立的宪法，在他心里，他更希望自己象他的那位本家远亲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

想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罗斯福曾再三地告诫美国人。

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

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luo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文明的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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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抄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坚持按照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到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已经有4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在这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

‘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对苏联体制肆无忌惮的批判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

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