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来说或许只能有跌宕起伏来形容，虽然受美国经济减速和次级债风险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回落态势，但在2008年的整个上半年度世界经济却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自2002年初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后，世界经济连续5年保持4%以上的增速，其中2006年达到5.5%，2007年预计为5.0%左右，2003－2007年年均高达4.9%，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强劲的时期。
面对经济扩张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以及能源、粮食价格的持续走高，以2004年6月美联储升息为标志，世界进入加息周期。日益趋紧的货币政策较好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稳定了通货膨胀预期，2006年下半年以来，总体上世界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降低。因此对于叶重明的尚荣电子来说，虽然生产成本有所上升。但是企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却依旧良好。
而2008年对于宏观中国而言，是光荣，是躁动，是希望，是成熟，是一个季节的转身与另一个季节的启程。当滚烫的经济遭遇次贷危机的波及，当房地产消费，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三大引擎有两个骤然减速之时，中央政府大小政策开始密集如雨。各种变量交汇发力。最终在国际经济形式扑朔迷离之际。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内外俱旺，高歌如潮的态势。虽然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持续的信贷紧缩让资本市场上躁动的激情被兜头浇灭。日益坚挺的人民币使得曾经低廉价格的吸引力不再，但是成本优势依旧继续“中国制造”的传奇。
而从全球范围内华人并肩保护圣火的壮丽传递，到地震危局中众志成城的坚忍不拔。从台湾岛内“‘马’上就好”的心声表达到北京奥运的华彩乐章。那些令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刻骨铭心的记忆。无不令曾经经历过这个民族那些阵痛历史的叶重明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任何外部力量也不可阻挠的。
而面对两岸“大三通”所带来的便利，更令叶重明坚信自己接下“美国电子”的订单是正确的。交通的便捷将令台商不再独厚深圳和东莞等沿海地区，电子业可以寻求有当地政府支持的更为廉价生产地点。因此在2008年的7月份，叶重明便起身从临江市前往安徽和苏北寻求投资建立分厂的可能性。
但是令叶重明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北上之行”，竟让他的思绪重新回到了那场曾经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原鏖兵之中：
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抵商邱，北自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域上，代表中国未来两种截然不同发展的军队在66天中演绎过空前惨烈的攻防和激战。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悲欢和故事或许永远没有人知道。
虽然由于自己父亲的关系，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日子里叶重明曾一度专注的研究过徐蚌会战（中国大陆称为淮海战役）的战史。但是所有的文字和记载在他置身于那片过去的战场之中都显得无比的苍白和无力。从徐州到蚌埠，望着车窗外盛夏骄阳下那一片片闪发着生命活力的农作物，叶重明的心中竟宛如回到了那自己的父亲曾经搏杀过的疆场。
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相交组成的“十字架”上。曾经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投入的兵力计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第二、第七、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第三、第四、第九绥靖区，战役中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第九绥靖区改编为第六兵团），以及从华中“剿总”抽调增援的第十二兵团，总计为七个兵团、一个绥靖区，下辖三十个军七十五个师，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直属部队，总兵力号称八十万人。
而与之对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则计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相当于军的战力）、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加上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陕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和江淮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共六十万人左右。
叶重明在台湾岛内曾经调阅读到的所有关于这场战役的相关文档，无一例外的会将会战失败的责任推给那些无所不在的“匪谍”。这话或许不无道理，连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中将、驻守徐州门户—台儿庄、贾汪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都是**的“卧底”，也就难怪“二太子”蒋纬国曾经说到当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匪谍钻进我们的心脏里了。我们的前线指挥官拿的是作战计划副本。而共军拿的却是正本。”
而当指挥那场空前会战的双方统帅：**与蒋介石，战地指挥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与杜聿明、刘峙、邱清泉、李弥尽皆墓木已拱之时，唯一健在的战地高级指挥官—徐州剿匪总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更以102岁的高龄在台北市北投怀德街一座五层住宅面对台湾记者的镜头更大言不惭的披露出所谓的内幕。
这位所谓的“抗日名将”虽然已退出军政界半个多世纪，鲜少与外界传媒接触。这一代的年青人在报刊上见到孙元良的名字，往往是因为他的五儿孙祥钟（台湾著名影星—秦汉）。但是台湾当局还是借其之口为徐蚌战场上失利进行了辩解：
说什么“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层层包围，共军几度陷危境……若非吴化文、刘振三、张克侠、廖运周等高级指挥官在紧要关头拉开口子投共，共军本已臻强弩之末。”
“即使徐州突围决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师而退，倘能顺利转进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但官方与民间的史书对萧县突围的论述不一，言人人殊……如果自己默不作声，由未亲历这场战争的后辈们纂写历史时，可能会有所偏颇……”
“徐州是使用过不少人力物资，花过长时间经营的补给基地和空军基地，它的地形利于防御，工事强固完备，交通通讯设备齐全，粮弹燃料有相当存储量。既使后勤联络被截断，空投也较容易。我们这么庞大的集团兵力，武器车辆都很充实，当然需要庞大数量的补给，徐州是可以满足供应的。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国防部有潜伏共谍在作怪，他们假最高统帅的名义把徐蚌前线五十多万将士驱赶到了绝境。”
最终得出：“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历史学家确认，从徐蚌会战计划的酝酿制订，到杜聿明被围陈官庄，在国防部作战厅几乎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的刘斐、郭汝瑰系潜伏共谍。郭汝瑰先拟定固守徐州方案，又私下透露给**，因而未能全面付诸实施。接着拟定撤离徐州方案，由于杜聿明疑心郭汝瑰通共，故有意避开郭、刘等人而与蒋公直接达成‘撤而不打’的密议。然而当杜部到达青龙集一带时，共军佯作北撤，刘斐察觉蒋公求胜心陡然上涨，乃巧妙地从旁指责杜主任蓄意避战‘只想逃跑’，郭汝瑰则旁敲侧击，极力强调杜聿明必须求战而不能避战。于是，蒋公一改初衷命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解黄维兵团之围。从杜聿明回忆录可知，他接到国防部电令后，感觉蒋公‘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的结论。
但是这一切真的就是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会战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直落三城，大演“帽子戏法”的全部理由吗？曾经身为军人的叶重明自然不愿相信。“六十万对八十万，这是一锅夹生饭”就连新中国的领导人—向来气贯山河的**主席都认定这场战役必定艰苦异常。但结果六十万嬴了，并且成就大规模运动战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其规模之大，战术之巧，不但前无古人，后且至今后无来者。不但在二次大战之中长于大纵深作战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深表佩服，甚至当时一个美国战地记者也说：“我是不赞成**意识形态的，但这一仗**打得确实漂亮。”
在经历了少年时代的懵懂和盲从之后，成年之后的叶重明开始逐渐质疑其那些曾经自己深信不移的教条和宣传。个别高级将领的变节难道真的足以颠覆一场战役乃至战争的胜利吗？在亲眼目睹了美国扶植的南越政府在西贡的大溃败之后，叶重明第一次领悟到了一个政权“大厦将倾”时的腐朽，以及军人在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时“一木怎支”的无奈。
而晚年来到大陆经商，闲暇之余叶重明也曾刻意的收集过大陆方面有关这次战役的著作和文献资料。在从字里行间叶重明最多读到的还是一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据说淮海战役后，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学习改造。当讨论到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时，被俘的第八军军长周开成便说是“天公不作美”，陈官庄战役中的一场大雪，令“**”三大重装兵团—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的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使用受到了极大阻碍。而由于风雪而使被围兵团所仰赖的空投补给全面中断，更令国民党三大主力兵团十一个军的战斗力和士气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与之相比，曾与叶重明的父亲有过一段同僚之谊的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却显然清醒的多，在他个人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我被俘后，从沂水送到益都，一路上我被大批的民工、民夫所吸引。他们挑着、推着、扛着、抬着，送粮食、运物资，浩浩荡荡，络绎不绝。他们是一路小跑一路唱。生活条件很艰苦，情绪却那么高涨。他们为什么干得那么起劲？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一名解放军在旁边看押，民工中有人带了枪，也是自卫的武器。再看看我们**，一到哪里老百姓都跑得精光，即使抓到一些民夫，也要派兵看押。抓来的民夫越多，看押的士兵就越多，能打仗的部队也就越少。而解放军则不然，民工民夫越多，粮食、弹药、物资等就越有保障。想来想去，我终于想通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不是天公不作美，而在于失掉了民心。”
而这样的描述与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毅元帅所说的“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有着一曲同功之妙。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很多。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优势所在。
八十万对六十万或许仍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即便是八十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也无法匹敌五百万决心改变自己命运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