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龙兴关外(三)
作者:红色猎隼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7633

作为美国政府1948年通过的援外法案(ForeignAssistanceAct)的一部份。援华法案分为两部分,一部份为3亿3800万美金的经济援助,另一部份为1亿2500万美元军事援助,两者援助成为国共内战中,中国国民党政府用来应付对中国**庞大战争开销的重要资金资助。

为了固守东北重镇—沈阳、长春和锦州等主要城市,卫立煌曾向蒋介石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军队补给问题由他去同美军顾问团商量解决。由于曾经指挥过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收复腾冲、攻克松山、会师芒市给协同作战的英、美盟军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此卫立煌在美**界颇有人望,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均称其为“常胜将军”。

因此1948年5月,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一行来沈阳视察,会见了卫立煌,观看了**部部队的各兵种联合演习。巴大维向卫立煌许愿:给他10个的师的美制武器装备。卫立煌听了自然非常高兴,当即对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发说:“10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并派廖耀湘到锦州专门负责接收美国援助物资,此后,美军运输机源源不断将兵员装备、粮食、弹药运到沈阳、锦州。但是尽管如此,随着1948年秋国民政府与美国交恶,美国对华援助全面冻结/东北国民党军队只得到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还都是轻武器。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4个师,编成2个军。

长期以来美械装备师一直是自1942年中美联手对抗日本以来国府一张皇牌。无论是在印缅丛林的东南亚战场还是国内的正面对抗的雪峰山战役,接受了美国训练和武器配备的**部队不无给予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重创。因此内战初起,目睹着浩浩荡荡开进各大城市的**部队的社会各界民众事实上都对美械师颇多期许,认为拥有着全副美式武装的**定能迅速结束内战,重建

“和平”。

但事实上诸多象叶永茂这样的**将领事实上却很清楚所谓的美械装备师不过是一张唬人虎皮而已。在1942年美国政府根据《战时租借法案》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之时,蒋介石曾经“狮子大开口”向美国要求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尽管对于这种漫天要价的模式,华盛顿颇为不满。但是鉴于当时日本海、陆两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咄咄逼人的气势。美国政府不得不“就地还钱”的答应提供60个师的美式装备。不过将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

而在此后的开罗会议上,并不死心的蒋介石又当面向罗斯福要求将提供的装备增加为三期计90个师,为了大局着想的罗斯福自然一口答应了。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装备国民党军,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军6个师,共计36个师。但在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越级指挥赶走了史迪威,触怒了美**方,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因得到了苏联出兵的承诺,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3个师的装备。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只获得了39个(实际33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即新一军、新六军、第二军、第五军、第八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四军。

从道理上讲,随着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战时租借法案》就应该废止。而由于美国要求蒋介石:去接收东北的军队必须是由美国训练并提供装备的远征军。而蒋介石由于顾忌苏联和关内战场的需要而没有答应。美军即停止武装国民党军,并将美国贮藏在昆明地区的一部分武器装备毁坏,也就是所谓的“昆明毁械事件”。并宣布将不帮助国民党军运兵到华北与京沪,将未运至中国的美援武器交予他国等。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低头作为让步。

于是得到政治上满足的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美国除了将其在中国的大批武器装备与各种器材移交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军运兵到华北与京沪外,还允诺以废铁的价格将贮藏于印缅未运至中国的美援武器出售给国民党。

虽然从纸面数字上看来从日本投降之日至1946年7月止,美国援华物资价值7亿8千多万美元,超过了抗战时期的美国援华物资的总合。其中的军用部分除了为原定的39个美械师在抗战结束前只运到了33个师,予以补足之外,还以废铁的价格让购买了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内有100余辆M3A3型坦克,同时将美国在华驻军的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航空器材,的确是国民政府大占便宜。

但是其中真正**急需要用于地面作战的武器弹药并不多,大约只有40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其他的都是诸如几千张病床,大量的绷带,钢盔,铁丝网、药品、军用食品,军用服装,大批防毒面具,飞机零部件与各种航空器材的其他的物资,而且其中不少是旧的,快要过期的,甚至已损坏了的,可谓之“洋垃圾”。另外在1946年的6月,美国又以1.75亿美元的代价将存放在太平洋各岛的约价值8.25亿美元的“剩余物资”出售给国民政府。而在这批物资中也以医疗器材、药品、军用食品、几百艘登陆艇、各种机械与零部件、汽车、油料、服装等为主,并没有武器弹药。

因此尽管美军在抗战结束之后又帮助国民党军建立了8又1/3个大队的空军并移交了271艘海军舰艇。但事实上**地面部队的装备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同时接替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的美国陆军准将阿尔伯特.魏德迈曾代表美国答应国民党,如果国共和谈成功,中**队得以统一,将再给予中国50个师的美械装备,而其中10个重装备师才是真正与美国陆军装备相近的标准美美械师。而国民政府手中所掌握的39个师充其量只能被称为美械轻装备师而已。

不过最终国共和谈沦为了国民政府全力准备内战的缓冲期,这10个重装备师和40个美械轻装备师也便成了画饼充饥。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内部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最终随着抗战的胜利近40个师的装备居然22个军64个师,交警部队18个总队又4个教导总队,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大部分装备美式装备的师实际上是混装了国械或者日械的“半美械师”—连大名鼎鼎的第七十四军也是日械和美械混编,这样不仅限制了部队的战斗力,更给后勤补给却带来极大不便。

根据美方所提供美械轻装备师的标准,每个师应辖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榴弹炮、山炮各一营)及工兵、辎重各一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各一,每团下辖三个步兵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连、特务排、卫生队各一;每营辖3个步兵连与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火焰喷射器1具,排有六零炮2门,班有轻机枪1挺与冲锋枪2支。

但即便全美械在名义上是全部美式装备,但其中又有所不同,因为运输上的原因,国内的三十多个全美械师事实上都是师辖1个山炮营,军辖1个榴弹炮营,其他武器则是三个师只给了两个师的美式装备,由军内自行调整,因此、当时的国内美械部队都没有达到编制水准,即使是整编第十一师与第五军这样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有美日装备混装的现象,而且夹杂有不少日械与国械装备。

而驻印军的各师中,新编第三十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是照美械轻装备师的编制装备的,但炮兵只有一营(山炮营)。不过新编第二十二师与新编三十八师因为国府原准备将第八师空运印缅,但未去。最终出现了两个师瓜分三个师的装备的情况,新编第二十二师因而辖有2个炮兵营,新编三十八师则辖3个炮兵营。因此新编三十八师即使东北战场之上连续被歼两个团之后,仍可以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高水平。

可见远驻印远征军的各师(主要后编成了驻守东北的新1军和新六军)是国府装备最为精良的精锐部队。其他的所谓半美械装备的部队则是为了安抚原定在第二期中装备美械的地方各派系部队,拿出了最后3个师的装备,又从原来的30个师的装备中抽调了若干预备武器装备而设立的。当然其装备编制虽然并不是各地方派系所叫屈的所谓“轻武器是美制,火炮仍旧是小山野”,基本也可以达到步枪、轻机枪与82迫击炮为国械装备,而重机枪、冲锋枪、六零炮与战防炮、山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为美械,军(整编师)所辖的炮兵营则为日式野炮的混编装备,因此虽然实际战斗力较之纯美械师可能略低,但是比起靠“捡洋落”和自力更生建立军工体系武装起来的**东北野战军也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国府的没落缘在与过分依靠美援,搞的三军上下不翘首期盼美援,都已成了断不了奶的孩子。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无不仰赖于美国的接济。这样的情况从抗战退守大后方起已渐成风气,等到了如今早已是积重难返啊!须知珍珠港之后,日本已成了华府的首敌。美国人自然愿意全力支持我们,恨不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血去淹死日本人。但是杜鲁门可未必愿意那么大方的帮助我们消灭**,毕竟一个统一的中国同样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走过抗战八年的烽烟,身为**名将的李延年早已对已经所效忠的政权每况愈下的军工生产和部队建设失望透顶。

自晚清以来中国积弱不振自然是事实,而工业基础之薄弱,国民经济之凋敝更是无从讳言的。但国民政府自1927年定都南京以来,虽然几乎就处于无岁不战的尴尬局面。其实际统治区域不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便在1928年消灭北洋军阀残余,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马上又面临国民党系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几大派系对全国实际控制权的争夺和瓜分。另外还有广东的陈济棠,四川的大大小小的草头王,湖南的何键,福建的陈铭枢,蒋光楷,盘踞西北地区的马家,以及**人领导的红色政权,新疆的近乎独立的盛世才政权。

国民政府不仅没有从全国各地方省份得到稳定的税收,反而常常需要从中央拮据的财政收入中拿钱安抚那些不稳定的军阀。难怪国府有人戏称: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割据军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小”的中央政府。但就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依旧凭借江浙三省的财政收入建立和武装起了一支当时中国最强的武装力量,并德国政府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军事工业。

虽然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次正面抗战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寇的铁蹄。但是也为中国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仅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随着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动员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在众多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军需厂及国营厂矿也先后向内地迁移,到1940年底,整个工厂内迁工作基本结束,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器材料70991吨,技工12164人。另外自动迁移的工厂还有100余家,总计内迁工厂达600余家。虽然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防军事建设,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营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后方省区形成了11个工业区。特别是在重庆周遍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先后内迁重庆的各个兵工企业,都是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加上国民政府兵工署接收、改造、征用的原川军兵工和与兵工相关企业,经过配套整合,形成重庆军工生产基地,造就了抗战时期中**事工业的中心,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可以说1940年的国民政府虽然丧失大半的国土,但是依旧保持继续抗战的能力,仍可一战。而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和军队上下自强不息的精神仍在。虽然在这个期间苏联也曾出于牵制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的需要,也曾向国民政府提供过价值1.7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甚至派遣一个歼击机大队和一个轰炸机大队的空军志愿人员直接参战。但是虽然蒋介石对苏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苏联直接参战。为此,国民政府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蒋介石本人也曾两次急迫地请求苏联出兵,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欧洲局势的紧张,事实上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依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对抗当时空前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被破天荒的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在这顶前所未有的高帽子之下,整个国民政府上至高官下至走卒,无不飘飘然起来。虽然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象“同种同文”的英国、澳大利亚那样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依旧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外援去对抗正面的日军。但是这种与世界一流强国并肩而战的优越感却令国府上下无不开始放松起来。

用数以千计的美国飞行员的鲜血和铺就成“铝谷”(注1)的运输机残骸构筑起的“驼峰航线”最终成为了重庆方面诸多**大员的“淘金线”,各种各样前线紧缺的美援物资在从印度运低中国内地之后便立即散入到形形色色的黑市之中。而美英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反攻的号角却最终成为了**各部将领保存自己,壮大实力的最好借口。

因此尽管随着美国国内工业从和平时期的体制已逐渐转到战时体制,“驼峰航线”的运力迅速加强,从1943年便每个月可以向中国运送7000吨左右的物资,每天有100多架飞机穿梭在航线上。据说在最高峰时,巫家坝机场每1分钟就有1架飞机起降,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了。但是在国民政府上下一片文恬武嬉之中,1943年就在欧洲、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同步转入战略反攻之际,中国战场却依旧处于敌攻我守的不利局面,虽然凭借着中国地区地形的优势,**在1943年依旧取得了石碑要塞保卫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军从两湖进犯重庆的企图,但是**各部不相援救,虽然拥有空中优势但空地缺乏协同的弱点却暴露无余。

而1944年那场日本军队自诩为“世纪大远征”的豫湘桂战役,宛如摧枯拉朽般的将**正面战场的各条防线打的千创百孔,从河南到广西、**各部所谓的精锐,不无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中,**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达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面积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失去空军基地七个、飞机场三十六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但饶是如此国府仍不思检讨自身,竟以自身崩溃相要挟,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这样急近无赖的无能盟友,美国总统罗斯福愤懑地责问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中**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队赶到哪里就能把他们赶到哪里。”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放弃此前在远东扶植中国以填补日本战败后的势力真空以对抗苏联的想法。

豫湘桂作战的失败,使英美对中国打败日本失去信心,为避免本国再作大的牺牲,都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签订了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雅尔塔条约,以牺牲中国权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这同豫湘桂作战前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的情况,正好相反。德黑兰会议本来也准备邀请中国首脑参加的,但由于苏联当时与日本保持中立,害怕中国参加该会议会引起日本对苏联的抗议,为避免刺激日本,苏联提出了不邀请中国参加。但中国当时的地位又不容忽视,英美为依靠中国替它们拖住日本,特地约中国在开罗举行中英美三国最高级会议,会后发表了被国民政府吹嘘为外交“空前胜利”的《开罗宣言》。但苏美英举行雅尔塔会议时,却以出卖中国权益为交易而又置中国于不顾,由此可见,国府的**无能与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已经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信低落到了何等地步。

以之回想起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之上,蒋介石说:“到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几乎是个笑话,或许蒋委员长这里所说的“反攻”,并非说中国战场1944年立即就可开始战略反攻。他指的是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