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国府年产生铁不过3、4万吨，钢材不过万余吨，发电容量不足20万千瓦，而且，所有的陆上通道均被堵死，仅靠‘驼峰空运’这么杯水车薪的接济，也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军火，但到了抗战胜利后，钢产量，发电容量等最少也增长了3－5倍，但是军工生产却丝毫没有多大发展。”面对东北战场的困局，叶永茂虽然没有身临其地，但在上海听到和看到的种种已经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了。
“国府自持以全国而敌一隅，长期轻视**的实力，认为三至六个月就能打垮**，即使在初期受挫后，也盲目乐观，直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才开始重视**，对于购买外国装备往往一抛千金，而对进口机械设备以自制军火则非常吝啬，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火工业之所以会有大的发展，是由于被日本压制。但戡乱以来，国府上下却对军工生产一直抱着维持的态度，此外上行下效与争权夺利也大大拖了军工生产的后腿。直到军事局势趋于不利，美国又不愿大规模物资援助，而是采取有限援助的方式，黄金外汇又将耗尽的情况下，才想起要大力发展军工生产，但此时局势已不可为，而且各地的经济也己濒于崩溃，只能说为时已晚啊！”经历抗战和“戡乱“两个不同时期的李延年此刻惟有苦笑。
而与1948年初，长春仅有40万人口（其中10万人是国民党军队和家属、留守人员）而在**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之后还逃亡了近一半人口的长春相比。维持西柏林250万居民所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其中包括粮食、布匹、药品、煤炭甚至某些机器设备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凭借着强大的空中运输和管制能力，美国及其盟国还是迅速满足了西柏林居民每天4500吨的最低日需求量，并不断使空运入西柏林的物资数量逐步攀升。
而与之相比，长春的情况则艰难的多。虽然早在日伪统治时期，作为“伪满州国”的“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日本关东军为了独霸满州曾大力经营过这座城市，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
长春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轰炸都不能损伤他们。
在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曾经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粮食、弹药、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曾经的远征军名将—郑洞国奉命坚守长春之后，便将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
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60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为了长期固守长春，**自1947年秋季战局不利，便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3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最终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
但是如此坚固的整体要塞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座陆路交通已经被隔绝的城市所仰仗的两座主要机场—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和东郊的宽城子机场相对孤立于整体的防御体系之外，极易遭遇打击，成为了长春整体防御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注2）。
虽然1948年5月中旬，驻守长春的郑洞国便从情报获悉，东野各部队在长春四周活动频繁，并有主力部队源源开来，兵力估计在三、四个纵队以上。由此判断东野可能即将进攻长春，而长春防御的当务之急莫过于保证飞机场的安全。而在日益强大的**东北野战军的炮火面前，保卫机场的安全事实上便意味着要将共军的部队阻隔在其火炮的有效射程之外。
因此1948年5月21日，郑洞国命令新七军新三十八师主力和暂第六十一师突然由长春西门向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进攻。原滇系部队曾泽生的第六十军以第一八二师跟进，开始进展比较顺利，没遇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外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小合隆视察，指示新三十八师师长抓紧在附近搜集粮食，并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
“郑洞国这个人善于带兵，堪称将才。又兼性格温和，擅长交际，因此上上下下不无对他颇多照应。但此人领兵多年却从不钻营，更不喜政治手腕，算的上是**楷模了。可惜的是在目前这糜烂的局势之下，象他这样的人注定只能是一个牺牲品。”虽然与郑洞国同属黄埔军校一期，但由于分属学生分队，因此李延年与这个同学交往并不多。只是因为郑洞国在军校之中曾闹过一个笑话，却也令李延年对其印象深刻。
据说郑洞国初到广州之时，由于报考军校心切，曾经在自己石门中学校友的帮助之下，冒自己的同乡“黄鳖”之名顶替报考。同为黄埔军校一期的黄鳖因为担心自己一次考试不过，因此报名二次。郑洞国以其之名报考黄埔军校倒也顺利通过。这件事本倒天衣无缝，但偏偏郑洞国又恰巧与黄鳌分为一队。玉石每日的出操点名，往往是两个人同时喊话答到，闹出不少笑话。直到有一天，郑洞国终于忍受不了思想上的压力。鼓起勇气向军校领导坦白说明了此时的来龙去脉，并表决心，这种举动纯属为了满腔热情投入革命，无奈之举并无它图。并且他还提出了补考的申请。军校不予追究，郑洞国获准继续留下学习。
此后在黄埔师生所参加的东征、北伐之中，李延年虽然和郑洞国同样无役不与，但大军茫茫，两人也少有交集。真正令李延年在战场之上记住这位同学的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民族浩劫之中。1937年9月下旬，日军以三个精锐师团的兵力进犯保定，郑洞国率第二师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但由于两翼友军的崩溃，第二师被日军骑兵迂回包围，但郑洞国仍率部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防被攻破后，还与日军展开巷战，最后因孤掌难鸣不得已突围而去。即使如此，郑洞国不断派出敢死队乔装成日军部队，沿途打击日军，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
1938年底，郑洞国出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次年12月，他率荣誉第一师参加昆仑关战役，几乎一举围歼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击毙日本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可谓一战成名。此后又以其为人谦和，被委任以中国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之职。
“当时的印缅战场之上，美国人狂妄自大，英国人又惯常耍滑头。杜聿明、罗卓英都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本来这新一军军长的位置是留给邱清泉邱疯子的，听说当时邱清泉连幕僚都找好了，还到处找人请假外交礼仪和吃西餐的方式。但终因为国防部顾忌他脾气太过暴躁，怕和美国佬—史迪威闹反。最终还是经杜聿明的推荐，派郑洞国去了。”事实上对于中国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的职位当时**上下垂涎的并非只有邱清泉一人，毕竟除了全副美式装备、同盟国强大的后勤保障之外，率领虎贲之师扬威海外更可以说是每个中**人的梦想。但这其中的坎坷和艰难却又有谁能真正了解。李延年虽然没有亲往印度，但是却早已对这一职位背后所要承担的压力和屈辱洞若观火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贫积弱多年，在西方列强面前有何尊严可言，中国远征军在他们眼中说的好听点是盟军，说的难听点不过是一群来自东方的炮灰而已。
早在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组建之处，史迪威便搬出西方殖民军队的那一套，叫嚣：“只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官，尤其不要来自中国的高级军官。”想将中国远征军中的营以上军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并先后从美国召集来300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官的职务。缅北反攻战役之初，史迪威及其美国同僚更是不愿让郑洞国过问军事，甚至不同意让中国的师一级军官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必以美国人马首是瞻。
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洞国既要想方设法的与美国人搞好关系，保证美援的落实，又必须在骄傲自大的美国人面前，小心翼翼的维护国民政府和中**队的威信和利益。同时为了顾全大局，还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平息和调解官兵对美国人的种种不满和愤恨情绪，以上种种对于身为中国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的郑洞国来说只能用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来形容。
新一军所属各师和直属部队，在印度的兰姆迦营地受训半年，于1943年10月缅甸雨季结束之后，陆续开赴前线。最终在胡康谷地一雪前耻，重创了号称“热带丛林之王”的日本陆军第十八师团，打出了中**人的威风。随后横扫缅北，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光复八莫、腊戎等地。与滇西远征军相配合，基本全歼了日军精锐的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重创了日本陆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并歼灭日本陆军第四十九师团、第五十三师团各一部，前后毙伤日军十余万人，可谓是中**人在对日作战中最为扬眉吐气的一仗。
“郑洞国能争善战，却永远过不了人情这一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被关麟征排挤，削掉了军权。孑然一人在长沙又遇上大火，险些丧命。要不是老同学杜光亭一封电报，请他去荣誉第一师‘屈就’师长一职，他后面的军旅生涯还真的很难说。因此杜聿明对他有知遇之恩，东北这池混水他是不得不淌。只是没有想到最后会落得一个困死长春的下场啊！”几千年的儒学教化，使得中国人最终知遇之恩，因此郑洞国放弃在汤恩伯手下的高官厚禄奔赴东北，在李延年看来也不足为奇。而这在东北期间，无论是在杜聿明、陈诚还是卫立煌麾下，郑洞国都勤勤恳恳，到处充当“救火队员”，东北的局面可以说一半以上是由郑洞国支撑起来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名将在面对长春这一座孤城之时，也同样是一筹莫展，回天乏术。
长春守军虽然包括有新七军、第六十军以及第一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新一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一团以及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计十万余人。但其中真正可堪一战的兵员并不多。新七军是陈诚1947年冬以新一军的新三十八师为基础，加上原保安第十二支队改编的暂六十一师以及暂五十六师扩编而成的，总兵力虽然有三万余人，但是这三个师之中，除了第三十八师保存了驻印军的老班底之外，暂五十六师的前身原伪满洲国铁石部队，经收编之后空运东北，在战场上屡遭败绩，虽然拥有七千之众，但战斗力极弱。暂六十一师由地方团队改编而成，虽经训练但战斗力也仅稍微强于暂五十六师而已。因此即便是号称精锐的新七军，也就只有新三十八师尚称能战，其他两个师都是徒有虚名。第六十军是云南部队，虽然成立已久，全军也有三万余人，但是开进东北以来，也是屡遭重创，特别是1947年冬的永吉守备战中损失甚重，虽然经过补充，但是一直未能恢复元气。
其他地方部队，多是一些地主武装，来作战不足，骚扰百姓有余。每每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之众，但大多都是无兵司令。郑洞国从其中收编了两个骑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其他的一律逐出城去。同时由于粮食紧张，郑洞国又将收容各地逃难的学生，编组成一个幼年兵团并将长春市内的高小和初中学生编入其中，但是目前只能是为了防止他们饿死，也避免到处滋事而已。
因此当郑洞国抽调两个主力师试图扩大长春防御圈的形成，事实上造成了城内的空虚。**立即下令驻梨树的一纵、驻伊通的六纵潜行出击，夺取大房身机场，并切断新七军两个师的退路。这一击可以说是正中郑洞国的要害。担任大房身机场守备的正是新七军之中战斗力最弱的暂五十六师。因此东北野战军六纵第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仅用了半个小时，干脆利索地全歼暂56师师部、一个团部及守卫的敌军300余人，便占领了大房身机场。郑洞国听说大房身机场失守，极为震惊，立即下令新三十八师和暂六十一师投入反击，想利用东北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回机场。
“大房身机场之战，可以说印缅远征军最后的辉煌。25日中午，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亲自指挥两个团向大房身机场发起反攻，并用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据点，想把共军挤出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共军悍将李天佑的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来，在新三十八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六十一师当即被冲垮，四下溃散。共军逼近新三十八师师部，部队招架不住，师部官员都劝史说下令后撤。不过史说考虑到如果自己跑了，前方进攻机场的两个团必遭歼灭。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或许还有希望。他一边喝令炮兵还击，让后卫团跑步前来增援。部下还是动摇犹豫，纷纷想跑。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这才把部下镇住，大家返身死战。待后卫部队赶到，史说才收拢部队，匆匆撤回长春城内。这场恶战，长春守军遭受沉重打击，暂五十六师约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暂六十一师也损失了两个营，只有新三十八师在敌方两个主力纵队的夹击之下基本保全。但是机场失手，长春守军十万之众只能依靠空投补给了。”对于曾经担任过任中国远征军新第一军参谋长的史说在大房身机场争夺战中的表现，李延年备感钦佩。但是这一枝独秀却难掩满目的颓色，在随后的日子里长春陷入了长达大半年的围困之中，而**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也随即展开一举定鼎的全面战略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