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长春陷入重围之后，东北**的态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孤立的区域：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2个兵团、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地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困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
这三个区域之中，长春事实上已成死棋。虽然东北野战军为了避免伤亡，没有展开正面的强攻，但是漫长的围困也足以令每天只能获得空投下4000多斤粮食的长春最后坐吃山空。而在沈阳和锦州之间，南京国防部事实上是首鼠两端，1948年5月初，蒋介石曾命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并提出除留守沈阳的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七外，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一编组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统帅，随时准备行动。这一计划无疑是试图将沈阳的卫立煌架空，因此这项主张立即遭到了卫立煌的强烈抵制，最终没有落实，但形成了沈阳方面卫立煌和廖耀湘的对立。
蒋介石见这一方案无法落实，又嘱意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冀辽热边区司令部司令范汉杰。下令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驻锦州，同时从山东抽调黄淑的第九军和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登陆，纳入范汉杰的麾下，打通沈锦线将沈阳的军队接出来，但由于卫立煌一直坚持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的防务，最终又与手握重兵、专心经营锦州的范汉杰矛盾日深。
“明朝天启年间又一个大臣叫王在晋的，曾对满清崛起时的东北事务有过一番评述，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放到今天来看国府又何尝不是呢？东北的局势一误于国府准备不足，一味将希望寄托于苏俄按预定撤军；二误于停战谈判，坐失规复北满良机；三误于国府不愿增兵、杜光亭南北失衡；四误于陈辞修妄自尊大，进退失据。不过两年时间，国府一误再误事实上已经失尽东北，只有龟缩山海关，仿效明朝在锦西建立防线这一条出路了。”中国上下二千年的封建史使得一种名为国祚传承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华民国虽然是民主政体，但是由于是推翻满清而建立的因此朝野上下总是习惯将有明之朝的种种故事与当下的时局作以类比。而东北由于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更是长期以来便一直备受国民政府上下的重视。“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中便不乏有人将盘踞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当年虎视华夏的满清八旗相类比。而自国共争夺东北的战幕开启，更引起国民政府之中的饱学之士的一片惆怅之声，仿佛东北三省的得失之所谓注定将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运前途，除了其地理位置、矿产资源、工业人口之外，更有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的宿命成分在其中，而虽然身为军人，但李延年显然也不能免俗。
“从山海关到锦州之间是一段沿海狭长平原地带，世人谓之曰‘辽西走廊’。这一段地形平坦，带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北靠松岭，南临渤海，由锦承、叶赤、魏塔等铁路北通阜新、朝阳、赤峰、承德等地。沿海有葫芦岛港可泊海轮。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国防部要范汉杰将军以重兵驻守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锦州的确可以起到遏止**所部大举入关的作用。但是如果放弃沈阳、全军退守锦州却同样是一步死棋。”正是由于民国政府上上下下对东北的这种宿命情节，使得叶永茂早在中央陆军大学时期便对东北的攻守之道作过一番深入的研判。
从地形上来看，辽西走廊长180公里，宽20～30公里，为东北—西南走向的海蚀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由海拔500余米降到50米以下。低丘突出平原上成为孤峰或延伸入海形成半岛和岛屿。海岸线长330公里。小凌河口到六股河口为基岩—砂砾质海岸，岸线曲折，多岛屿、半岛、港湾；六股河口以西几乎全为沙岸，岸线平直。河流流短水急，大都自西北流向东南入海。锦州群山环抱城的东、南、北有地势险要的紫金山（又称紫微山）、松山、罕王殿山、帽山等，的确易守难攻。明清之交时，明朝关宁军名将袁崇焕、祖大寿、吴三桂等人也曾长时间依仗辽西走廊的险要地形阻挡过满清八旗的扣关大军。
但是由东北进入关内并非只有辽西走廊这一条道路，当辽西走廊难以取得突破之时，绕道热河、蒙古从燕山山脉攻破长城各隘口进入华北平原便成了进攻一方的首选之策。满清皇帝皇太极在两次正面强攻明军宁锦防线无果的情况便取道蒙古，从天聪三年（1629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连续五次突破燕山、围绕明都、蹂躏京畿，甚至扫荡山东正是兵形如水的最好体现。而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鲸吞东北之后，也不谋而合的从热河进攻北京的战略。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冷口等隘口都曾留下过中华健儿抗击外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虽然从地理上来看从承德一线入关颇费周章，除了不利于大军补给之外。燕山山脉也为防御者提供天然的屏障。但是人们却忘记早在千年之前，孙武便在兵法有云：“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以西有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如果要全线防御显然需要比进攻方投入数倍以上的兵力。而燕山山脉的隔绝更是不利于防御一方的兵力机动。因此有明一代，虽然一再加强长城沿线的防御但终究无法抵挡满清的铁骑，使对方轻松的到延庆，入居庸，取昌平，逼京师，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而1933年中华民国以8个军团共14个军、先后投入35万大军，但最终却依旧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军2个陆军师团、2个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的进攻。苦战3个多月之后，仍令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不得不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因此如果诚如南京国防部的主流思潮所想，放弃长春、将驻守沈阳的三十万**精锐沿着沈锦线撤入关内的话。事实上等于放弃除辽西走廊之外的整个东北，**在东北战线的防御态势等同于回到明末和1933年的状态。而在1948年的国共内战之中，**除了需要分兵固守锦州和绵延的燕山防线之外，还要对抗国内的中国华北聂荣臻所部，形势更为不利。而即便沈阳守军在撤往关内的途中没有遭到**的截击，事实上燕山一道的山麓地形也不适合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的机械化部队作战。最终同样难以阻挡**东野**所部百万大军的入关。
“与其将主力龟缩于辽西走廊，仿效当年关宁军的故事，不如令锦州、沈阳形成犄角之势。**如果窜入辽西，则动员我平津主力与其决战于锦州城下，同时沈阳之兵，指其项背。而如果**围攻沈阳，则以锦州之兵打通沈锦线，内外夹击。”因此在叶永茂看来，卫立煌迟迟不愿将主力撤入关内，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要**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于不顾，发动前所未有的战略决战是需要勇气的，而即便**方面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锦州有关内和海上的增援，沈阳还有30万大军可以西进，解放军缺乏坦克，炮火也不甚强大，攻坚力量还不足拿下锦州。如果解放军越过沈阳，远来辽西，交通补给不易，如果屯兵于坚城之下，则必定陷入困境。
“振林贤弟，你还是不了解**的**、朱德这帮人啊。**用兵向来大胆，早在剿共时期，朱毛红军便以飘忽不定，出奇制胜而闻名。国防部上下都料定**断不敢走先打锦州这步险棋，肯定还是先打长春。但偏偏共军主力便大举南下窜入辽西，出其不意的截断了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9月17日**程子华、黄克诚所部以一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的兵力攻克昌黎、北戴河，切断了秦皇岛和锦州的联系，同时**所部的四纵和九纵合围义县，锦州外围岌岌可危。”从战略角度，李延年也认同叶永茂的看法，锦州对于东北战局的重要性早已毋庸质疑。但是任谁也想不到，**决策层竟会冒兵家之大忌，越过沈阳长途奔袭锦州。
因此虽然从9月下旬起，国府的空军便发现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输繁忙，白天也有大量人员运动现象。但是这些并未引起南京国防部方面的高度警觉。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正忙于应付西北和山东战场，东北方面却已是半年没有战事，正合卫立煌坚守不战的策略。而沈阳方面卫立煌对长春的前途极为忧愁，但对锦州却是十分放心的。
锦州背山面海，坐落在小凌河、女儿河的北岸，自古以来就是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北宁和锦承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使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明朝后期满人在关外兴起，成为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丰要对手。为了阻挡满族骑兵冲入华北平原，明朝在辽西走廊锦州至山海关一线部署重兵，层层设防，建起一座座军城要塞。因此锦州是双方角逐的前沿，也是明军最重要的据点。
日本人占领锦州时期，就构筑了不少工事和坚固的建筑物。1946初年**占领锦州之后，就陆续修筑城防工事，构成了环城十余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几年经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北的亮马山、大疙瘩，城东的大、小紫荆山，城南的罕王殿山(就是当年清军与明军会战的松山之所在)等制高点是外围阵地，山顶上修了工事，派兵驻守。以女儿河、小凌河为天然屏障，以锦州老城和环绕新市区的土城墙为骨干，利用日本人的旧工事，配以若干地堡、火力点，形成了环城阵地。城墙下有二丈宽深的壕沟，壕外又有铁丝网、鹿砦、地雷。城墙上布满了明暗火力点。城内划分为五个防区，依托高大建筑物，构成核心工事。
卫立煌上任后，更命令工兵司令李贤增修外围工事。城外的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都要求修造钢筋水泥的子母地堡群。卫立焊8月到锦州视察，转了几个大碉堡后很满意的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
于是锦州成了东北前线的城防典范，南京政府派来视察、检验的官员一拨又一拨，与当地军政官员的酬酢宴会是天天不断。范汉杰到南京开会，还把家眷接来，打算长住下去。张作霖的旧部张作相也把家从沈阳搬到锦州，认为这里更安全些。民国政府之中更不乏有人将范汉杰比成当年袁崇焕守宁远，期待着他在这里重创东努，令东北危局为之转圜
除了强大的防御工事之外，城内还驻守有卢浚泉的第六兵团所属第九十三军、新八军等7个师、冀热辽边区地方武装约10万之众。虽说不是一流部队，**上下都认定但凭借坚固的工事，坚守待援，挫败**的攻势等待华北和东北的援军会合并非难事。
因此范汉杰当时的部署是以第九十三军的暂十八师、第二十二师以及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负责北面和西南面包括飞机场地区的防守，新八军的第五十五师、第八十八师担任锦州东南紫荆山到松山一线的防守，由沈阳空运来的第七十九师的两个团担任锦州南面罕王殿山一带的防守。无论从兵力和防御的坚固性来看，锦州都远远超过了四平。
“范汉杰缺乏大战经验又兼麾下都是卢浚泉的滇军部队，本便不是坚守锦州的合适人选。想来老头子也只是想用龙云的老底子去钓住**。给他以机会内外合围而已。”对于守备锦州的两员大将，李延年可以说都不陌生。
范汉杰是广东大埔县，其父乃乡间文人，任小学校长多年。少年时在其父创办的梓里公学就读，1911年年夏考入广东陆军测量学院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1913年毕业后任职于广东陆军测量局科员，曾在东江、潮汕一带从事测量工作。1920年调任两广盐运使署缉私总稽九江缉私船管带，后又升任江平舰舰长。1923年转任桂军刘震寰部参谋、科长、支队长等职，官阶为上校。因此1924年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时，已过了而立之年。黄埔一期生象范汉杰这般年龄的还有若干位，但带着上校军衔上学，又有过海、陆两军阅历的的仅他一人而已。
不过黄埔军校毕业后，范汉杰也象其他毕业生一样，从头做起，在军中担任排、连、营职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邓本殷的一、二次东征。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因为其阅历丰富，遂被提拔担任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团长的三人之一。
但是自北伐之后，范汉杰便很少亲历战场。1927年11月，宁汉分裂。武汉方面第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先鼐投奔蒋介石，范汉杰也随之离开武汉转赴南京，深受蒋介石器重，被派往浙江担任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任师长者。但是同年8月，蒋介石下野，浙江警备师被改编，范汉杰被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谋。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即派范汉杰去日本考察政治，军事，接着又转赴德国，在德国多所军事学校见习，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才回国。
本来，蒋下野使范汉杰改任虚职，并被视为蒋系人马而前途受挫，谁知，蒋下台时间短暂，当要送范汉杰到国外学习，范汉杰还有些介意，怕防碍晋升速度。但事实倒丰富了范的从军资历，使他好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国民党军内为数不多的军事教育家之一，多次被委军事培训重任，与不少当过学员的军官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因广东籍的因素和北伐时的渊源，1932年初，范汉杰被调任第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十九路军又转驻福建，范担任国民政府驻闽靖公署参谋处处长。翌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就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革命人民政府，将第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以蔡廷锴为总司令，粤军元老之一邓世增任参谋长，范汉杰则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本来蒋介石对非嫡系的第十九路军就心存芥蒂。“闽变”爆发，蒋介石更为忌恨和震怒。决心不惜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加以消灭。他仍采用其惯用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自任“讨逆军总司令”，集结15万之众分兵三路，由军中高级将领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任司令大举进攻；另一方面，派出在南京任职的原与第十九路军将领有故交的官员和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用高官厚禄、恩威并重的手段策反与第十九路军将领，其中，被他赏识、提携过的范汉杰就是他拉拢的主要目标。
起初中央军对闽方声称有6个军近10万兵力还有所顾忌，且战且察，步步为营，不敢长驱直入，但由于范汉杰掌握了军中的电报密码，范汉杰将这些密码密告蒋介石当局，被中央军及时得悉闽方的军事部署和兵力实际情况。玉石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不到一个月，闽方全线崩溃。使曾在“一•二八”抗战中威震中外的第十九路军就彻底消灭。
平息“闽变”，使得范汉杰又一次受到蒋介石的嘉许，范汉杰被委为南昌行营中将高参，由于南昌是蒋围剿江西红军的大本营，蒋介石常驻于此，从而使范汉杰首次进入蒋的军事中枢。但是**上下对其身为陈铭枢、蒋光鼐旧部，且为第十九路军福州军事会议的决策人之一，公开没有对“事变”持反对态度，暗中却叛弃第十九路军这种龌龊的举动颇有微词。认为他是“用战友的血将顶子染红。”而即便是蒋介石本人或许也对范汉杰这种首鼠两端的行径颇有些介怀。因此“闽变”此后虽然对范汉杰依旧委以重任，但极少由其单独领军。
直到1945年3月抗战胜利，范汉杰被正式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重新以蒋介石嫡系中的心腹爱将走上前台。以陆军副总司令的身份就任国民革命军胶东兵团司令，统率整编第八、第九、第二十五、第四十五、第五十四、第六十四师及重建的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等部共6个整编师20个旅，并配属重炮第十三团、工兵第二、第十五团、装甲炮营、战车营、宪兵第十七团及4个保安总队，共51个团的兵力，采取所谓“锥形突进，分段攻击；并在海、空军密切支援下，求匪主力于胶东半岛尖端，予以歼灭”的方针围攻**许世友、谭震林所部。在莱阳前线占据全面优势的情况，竟主动撤军。究其原因，竟是因为解放军截获支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吉普车l辆，毙俘美军5人，范汉杰担心美国在山东的军事基地—青岛有失，率领主力部队回援青岛去了，可见其久疏战阵已用兵无法。
莱阳战役后，胶东兵团指挥部撤消，范汉杰率整编第五十四师赴锦州。在锦州范汉杰奉命将驻锦州、山海关的国民革命军部队重新整编成新八军和新五军，再度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军事培训人才的价值，但是其作为战役指挥官的种种弱点却被国防部忽视了。
当东北野战军将数十万大军和数以万吨计的军用物资利用哈尔滨经齐齐哈尔、通辽、彰武、新立屯到阜新和从哈尔滨经吉林、辽源、四平到阜新的两条铁路干线运低前线之时，范汉杰还认为蒋介石提醒他解放军即将进攻锦州，要他早作准备。不过是神经过敏而已。